百年五牛图之一：关于鲁迅（转载）

今天又看他的帖子，才发现自己把第九章漏掉了，现在补上，困困别落下了

我读鲁迅也是从盲目喜欢，到盲目不喜欢，到喜欢，再到极其喜欢的过程。我想一个原因就是年龄和经历吧。前些日子读李欧梵写得《铁屋里的呐喊》，李极其推崇鲁迅前期风格的文字，而几乎是极其菲薄他后期的文字，这是我并不佩服的。虽然，我喜欢鲁迅带有抒情性或者学术性的文字甚于其论战性的，但是没有后期的这些文字，鲁迅决不会这么令人敬仰，虽然佩服如故。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着---这大约是鲁迅最值得人敬重的地方之一吧。这也正是鲁迅区别于梁实秋，林语堂甚而周作人等很重要的地方。

困困读过鲁迅的信么？真是好书啊。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坚韧的，而又宽厚的鲁迅。我时时想将其中的段落摘出来，恩，等我有空了，说不定就干。

十一.高丘寂寞竦中夜
　　
　　1909年8月，因为母亲的要求和负担家庭经济的需要，鲁迅结束了长达7年的留学生活，离开日本，回国工作。此后近十年间，从学校到教育部，从故乡到异乡，“谋生无奈日奔驰”，大体保持沉默，基本不为人知。论者称之为“十年沉默的鲁迅”。
　　
　　“十年沉默的鲁迅”又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回国后到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教职，可算前期；先后在几家学校当教师，为时两年有余，本文第十三章《故乡如醉有荆榛》中将对此有所述及。从1912年2月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5月随部北迁住进绍兴会馆，直到1918年4月2日写出、5月发表《狂人日记》，打破沉默，开始呐喊，影响渐广，薄有声名，可算后期；刨去在南京的两个多月，不妨称之为“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时间长达整整6年。本章即对鲁迅的这一阶段略作梳理与勾勒。
　　
　　到北京后，劳碌奔波了一阵子，工作、食宿算是安顿下来，一切按部就班，可以松口气了。但没过多久，就挨了当头一棒。
　　鲁迅是个深沉冷峻的人。同龄而感情交厚、善始善终的朋友，屈指可数。许寿裳而外，恐怕就得算范爱农了。
　　范爱农“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是鲁迅的绍兴老乡，也是东渡扶桑时的老相识，两人还曾有过一点过节。真正成为朋友和知己，是在回国以后。他们一起教书，一起办报，一起聊天，一起喝酒，一起对抗旧势力，一起欢呼新时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辛亥革命后，小城绍兴表面上有不少新气象，满眼都是光复的白旗，但骨子里是依旧的，并无实质性的变化。“故里寒云恶”，留不得也哥哥。鲁迅得到奥援，去了教育部，海阔天空，远走高飞。留下来的范爱农遭受守旧人士傅励臣、何几仲等人的排挤和报复，失去教职，穷愁潦倒。他将希望寄托在鲁迅身上，一再对人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豫才来叫我的”。鲁迅确实也很上心，一直想在北京为他寻找一个合适的职位。只是当时他还人微言轻，需要等待机会。事情还漫无头绪，7月19日，却从二弟的来信中意外获悉了范爱农溺水身亡的噩耗。
　　
　　7月10日，范爱农与朋友一起坐船去看戏，回来的时候落水而死。范爱农是浮水的好手，鲁迅疑心他是自杀的。不久前，他还在来信中这样说过：“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不意一语成谶。
　　革命是教人活。象范爱农这样热情正直有学问有抱负的老革命党在革命胜利后却没有生路。自己极愿援之以手却无能为力。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重、低落、悲哀、痛苦。他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
　　22日深夜，大夜弥天，风雨如磐。鲁迅为亡友写下悲愤苍凉的挽诗3章：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8月21日，3首挽诗在绍兴《民兴日报》首发，署名黄棘。鲁迅在稿后附记中说：“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从种种迹象看，对范爱农之死，鲁迅心中一定不无负疚之感。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位不幸的老友。《哀范君三章》在鲁迅诗中可算上品，这也是鲁迅时隔十年之后第一次写旧诗。散文《范爱农》更是《朝花夕拾》的压卷之作。对现实产生的失望、厌倦和无力感，是促使鲁迅越来越明显地回归到自己的内心的一大动因。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范爱农死了，鲁迅活着。生活总还得继续下去。
　　世事如云任卷舒，城头变幻大王旗。虽然蔡元培很快去职，但鲁迅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教育部站稳了脚跟。而且获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后又被任命为佥事，同时还兼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月薪220元。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省青年而言，这已经算是马马虎虎混得还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鲁迅做事一向勤苦认真，本职工作完成得很好，还获得过奖励。他主张设立美术馆、剧场和演奏厅，举办美术展览会、文艺展览会，演出新剧和西洋音乐。呼吁要保护石碑、塑像、壁画和知名建筑。提倡收集和研究古乐、歌谣、俚谚、民间传说等。但他很快发现：官场好混，要真正做点事却很困难。于是逐渐也就意兴索然了。除了例行公事到部应卯，他也偶尔和接近的同事一起逛逛琉璃厂，淘淘旧书；或一起到广和居喝点小酒。
　　
　　绝大部分业余时间，他都黄卷青灯，深居简出，将自己关在绍兴会馆简陋的住所内。如斯者6年。他在干什么呢？
　　大致而言，这段时间，鲁迅主要作了以下3件事：
　　
　　1.抄书，辑书，包括搜集、辑录、校勘、研究。
　　根据周作人的统计，主要有：
　　(1) 会稽郡故书杂集。
　　(2)谢承后汉书（未刊）。
　　(3)古小说钩沉。
　　(4)小说旧闻钞。
　　(5)唐宋传奇集。
　　(6)中国小说史略。
　　(7)嵇康集（未刊）。
　　(8)岭表录异（未刊）。
　　(9)汉画石刻（未完成）。
　　这些成就，大多发源于绍兴教员时期，甚至更早。有的要到20年代才最终完成，如《中国小说史略》。至于鲁迅个人情有独钟的《嵇康集》，更是从1913年到1935年，长达23年间，陆续校勘修订达10余次，有抄本3种，亲笔校勘本5种，还有校文12页（即以《全三国文》摘出的“佳字”），另写有关于《嵇康集》的考证文章数篇。可以说，《嵇康集》伴随了鲁迅整个后半生。
　　
　　嵇康师心使气，傲岸倔强，激于时事，龙性难驯。他乱世之中的个性困境与精神苦闷，他高扬的生命主体意思与悲剧性的结局，他慷慨激昂的文字与惊世骇俗的风度，使鲁迅产生一种情感与精神两方面的深度契合，颇有大获吾心的异代知音之感。
　　刘半农曾送鲁迅一联：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当时朋友们都认为很恰当，鲁迅也表示默认。
　　魏晋风度与文章——更具体地说，就是嵇康的风度与文章，对鲁迅其人其文，影响至为深远。识者不可不察。
　　
　　2.读佛经。
　　许寿裳说：“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
　　这段时间，鲁迅猛买、猛看佛经。这在他的日记及书账中一望可知。他曾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但是后来又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3.抄碑，搜集、整理和研究金石拓本。
　　鲁迅在这方面的爱好和成就都是值得重视、可供研究者做不少专门性文章的。但一向为人所忽视。
　　顺便说一句：鲁迅似乎对音乐兴趣不大，所知不多。但对于美术，则有着浓厚的兴趣和高深的修养。窃以为他在美术方面的品位和鉴赏力之高明不在文学之下。
　　
　　留日期间，鲁迅阅读和思考的主要方向集中在欧美及日本的文学、科学、哲学、社会学方面。绍兴会馆时期，又回到中国传统典籍、以及佛经、金石方面的内容。在精神的煎熬和肉身的苦闷中，鲁迅痛并快乐着，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自身的涅磐。他对当时清寂的场景有过出色的描绘：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关键。他写道：
　　他还没开始文学生活。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闹鬼的屋子里”埋头抄古碑，没有任何动作显露于外。“呐喊”还没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的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
　　
　　此言近是。
　　梁某以为，鲁迅“回心”的果实，概而言之，主要有两点：
　　1.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2.反抗绝望。
　　这是一个悖论。它伴随了鲁迅一生。
　　
　　1917年1月22日，是农历除夕。鲁迅在日记中无动于衷地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他不知道，清亮的剥啄声行将响起，一次命中注定的重要谈话即将进行，并进而彻底改变他的生活与人生。访客是久违的旧友钱玄同。钱氏认定：“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其实鲁迅自己后来也说过：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注意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经过十年沉默，周树人脱茧化蝶成为鲁迅的条件完全成熟。需要的只是一个一触即发的契机，而这样的契机正在走向绍兴会馆的鲁迅。鲁迅没有灭亡，他终于爆发了。而且，这一切是那样实至名归，水到渠成。(待续）

十二.谁令骑马客京华
　　
　　鲁迅曾赠送给瞿秋白一副有名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知己兼兄弟。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崇高而亲密的认可和推许呢？这在鲁迅平生是仅见的。秋白也完全受之无愧。这两个不平凡的男人之间的友谊，深醇厚重，相当动人。尤其是秋白就义之后，鲁迅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不顾重病在身，夜以继日，事必躬亲，精心编辑出版《海上述林》，为传播流布亡友的思想和文字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切实的成效。梁某在《风雨江山：从凤凰到长汀》一文中对此有所描述。
　　
　　瞿霜鲁迅各千秋。他们其实更多的只是思想上的契合和同路人。单纯就朋友之道而论，如果真要推举谁能在鲁迅的朋辈中位居首席，答案几乎不会有任何争议：当然非许寿裳莫属。
　　许寿裳也是浙江绍兴人，比鲁迅小两岁。两人在旅日期间相识、缔交，成为过从频繁、交情深厚、无话不谈、肝胆相照的挚友。许寿裳对鲁迅有过几次重要乃至是关键性的帮助。
　　
　　1909年，“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在经济上的帮助”，鲁迅只得打消游学德国的念头，准备从日本回国工作。但事情并不好找。许寿裳当时已经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托他设法，许立马应承下来，并当即向校长沈钧儒力荐，“一荐成功”。这所学校是当时浙江省的最高学府。废除科举后，由省城贡院旧址改建，建筑格局和学制基本仿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8月，鲁迅回国后即到杭州就任该校的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同时兼任日籍教师的植物学翻译。可以说，鲁迅平生的第一个饭碗，就是许寿裳帮他找到的。
　　因为人事变动，鲁迅一年后就辞职了。他回到绍兴，应聘到绍兴府中学堂教博物学。稍后兼任监学（即教务长，现在一般称教导主任），学校的监督（即校长）是他的朋友、同为留日学生的陈子英。
　　8月15日，鲁迅写信给已去北京的许寿裳，诉说此间收入低微，“不足自养”，只想干一个学期了事，颇为向往外面的世界。后来因为实在无法可想，只得勉强又呆了一学期。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若鸡肋的职位，也未必保稳。
　　
　　1911年夏天，年且而立的鲁迅抑郁困窘，走投无路，又写信给许寿裳殷殷求助：“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越中学事，惟从（梁按：从同纵）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
　　其间，他曾试图应聘去上海做一家书店的编辑，还译了一点德文书算是应笔试。结果没有被录用。
　　
　　遥想当年，迭遭变故，家道中落。少年鲁迅坚决不肯走学幕和经商的惯常老路，怀揣母亲好不容易筹备来的8元川资，去南京进新式学堂，本意就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他心中一定充满了摆脱牢笼的新生的喜悦。后来，“东过蓬莱浴海涛”，留学东瀛，寻找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寄意寒星，血荐轩辕，更是豪情干云，意气风发。那时他何曾想到，现实原来如此残酷，天地原来这般逼仄，转了一个大圈之后，居然又重新回到起点。在蝇营狗苟宵小猥集的偏僻小城，干着一份没有激情、戗伤性灵、不能发挥才干和潜能、所得甚微而且缺乏安全感的行当，才情和抱负没有任何用处，小家庭的甜蜜温馨更是无从谈起。贫困和闭塞，犹如套在鲁迅脖子上的两根绳索，而且正在收紧。
　　
　　是辛亥革命和许寿裳帮助鲁迅彻底改变了命运。
　　武昌起义一个月后，绍兴光复，鲁迅获任绍兴师范学堂校长，他勇于任事，一度焕发了沉淀已久的热情。但很快发现，形格势禁，左支右绌，难以有所作为。他在家里忿忿地对母亲说：“绍兴地方不好住！住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都搞不来！”
　　“走衙门、捧官场”需要有衙役和马弁的气质，这样才能与官府保持一致。鲁迅碍难出此。他后来写出那么多凌厉深刻令正人君子们深恶痛绝别有用心者狼狈不堪的文字，良非偶然。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既然“不好住”，“搞不来”，就只有“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了。但能够去哪里呢？正在这个决定何去何从的决定性时刻，命运之神透出一线亮色，机会终于来临。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被任命为首任教育部长。当时百废待兴，人少事繁，亟欲有所作为的蔡元培将揽贤辅弼看作当务之急。许寿裳后来回忆说：
　　
　　其时一切草创，规模未具，部中供给膳宿，每人仅月支三十圆。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先生殷勤延揽之意。
　　
　　少陵诗云：穷途仗友生。时来运转，柳暗花明。坐困愁城一筹莫展的鲁迅喜从天降，正中下怀，一跃而起，欣然应招，当即去了南京教育部工作。5月，随部浮海北迁，抵达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几年之后，北京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一住就是十四年有余，并顺利完成由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到作家鲁迅的质的蜕变。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如果没有许寿裳的友谊和援手，鲁迅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范爱农，困居乡里穷愁潦倒乃至死于非命？鲁迅后来塑造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吕纬甫、魏连殳一类形象时，有没有一种“此身虽在堪惊”的感觉？
　　
　　许寿裳一度外放江西担任省教育厅长。后来回京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鲁迅应邀到女师大兼课。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活跃的广东番禺籍女生、有“害马”之称的许广平。这改变了他的生活和整个后半生。
　　鲁迅打赢与“老虎总长”章士钊的官司，官复原职，许寿裳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到达上海之初，不愿再去大学教书。又是经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鲁迅被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元。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定期足额支付达49个月之久，折合当时的黄金约490两。这其实是一份干薪，无须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及时、巨大的支持。鲁迅由是得以免除后顾之忧，可以比较从容地静下心来在上海安居、著述。
　　
　　礼尚往来。友情从来都是相互的。鲁迅对待许寿裳，也让人无话可说。他想方设法为许寿裳寻找各种书籍，破例费心为“世侄”开出书单，百忙之中抱病出席许长女的婚礼，亲自关心安排许的家属看病抓药等琐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老友的要求，鲁迅近乎有求必应。这于他似乎也是仅见的。
　　1926年8月底，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教书。当时北伐军兴，政局变幻莫测，许寿裳表示也打算离京谋事，托鲁迅随时留意。鲁迅“非常关心，视同己事”。因为他在厦门呆的时间很短，年底即辞职，1927年1月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所以很快便在中大帮许寿裳觅到了职位。他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许，作了十分周到的提示，催他前往广州。许寿裳抵穗的第二天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帐，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他们租了广九车站的白云楼合住。鲁迅首先挑选一间比较大而风凉朝南的房子给许寿裳住，自己则住在一间西晒的小房。
　　鲁迅身后，许寿裳一直怀念和宣扬老友，著有《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文章，言简意赅，亲切庄重，不偏不倚，真实可信，在鲁迅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无可替代的宝贵价值。1948年2月18日深夜，许寿裳在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任上不幸遇害，据说也与宣传鲁迅有关，可能是政治性谋杀。
　　
　　许寿裳与鲁迅相交垂35年，深爱也深知鲁迅，对鲁迅孤绝横站的立场抱有深刻独到的理解与认同。在追念鲁迅时，他曾感慨万千地写道：“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
　　在大陆，这些话原来都被删掉了，只是近年再版时才得以恢复原貌。这是为什么？耐人寻味。
　　
　　作为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许寿裳给人最深的印象是“谦冲慈祥，临事不苟”。“平日任事，于应付环境，克服困难时，虽不见猛厉处，却锲而不舍的向前，必至收功而后已。”他与鲁迅的性格情趣明显不同，甚至差别很大，互补性很强，但这全然无碍于他们成为亲密无间的至友。
　　许广平回忆许寿裳时说：“鲁迅先生逝世之后，十年间人世沧桑，家庭琐屑，始终给我安慰，鼓励，排难，解纷；知我，教我，谅我，助我的，只有他一位长者。”一死一生，交情乃见。鲁迅得友如此，夫复何言。
　　
　　明人吕坤说：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
　　
　　起初看到这话，颇不以为然。过了好久，想了好久，比照古今中外许多人和事，终于能够领略些许前贤傥论的高妙之处了。
　　
　　顺便说一句：鲁迅命运的几个关键性时刻，在许寿裳亲和慈善的面容后面，每每可以感受到蔡元培温厚有力的看不见的手。（待续）

十三.故乡如醉有荆榛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风雨如磐暗故园。故乡如醉有荆榛。故里寒云恶。故乡黯黯锁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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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鲁迅对故乡还是颇具感情的，却不见得有多少好感。这跟他对待教师这份职业的态度有些相像。
　　1909年夏天，为了负担家庭经济，鲁迅被迫放弃游学德国的计划，离开日本回国做事。这一年他28岁。鲁迅登上海轮，开始了回故乡之路。天海共一色，近乡情更怯。当鲁迅打量着广袤的天宇、飘飞的白云、浩瀚的海面和翻飞的鸥鸟，翻卷着无穷的愁人心事的时候，他的心也像大海，而情绪大概不会很高涨饱满吧。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离绍兴不远的浙江省会杭州，就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员。鲁迅逝世后，他当年的同事、后来也成为文坛名宿的夏丐尊撰有《鲁迅翁杂忆》一文，对这一阶段的鲁迅作了丰富生动而又严谨可信（梁按：当然，事隔多年，容或偶有误记）的描述。孙犁对这篇文章极为赞赏。夏丐尊写道：
　　
　　我认识鲁迅翁，还在他没有鲁迅的笔名以前。我和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相识，晨夕相共者好几年，时候是前清宣统年间。那时他名叫周树人，字豫才，学校里大家叫他周先生。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遍，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时，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
　　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风气尚盛，周先生对于古文的造诣，在当时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说集》里已经显出。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幺”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的一段珍闻。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民国十五年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周先生的吸卷烟是那时已有名的。据我所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卷烟，这几年来，我在内山书店时常碰到他，见他所吸的总是金牌、品海牌一类的卷烟。他在杭州的时候，所吸的记得是强盗牌。那时他晚上总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条头糕，这两件是他每夜必须的粮。服侍他的斋夫叫陈福。陈福对于他的任务，有一件就是每晚摇寝铃以前替他买好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我每夜到他那里去闲谈，到摇寝铃的时候，总见陈福拿进强盗牌和条头糕来，星期六的夜里备得更富足。
　　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我那时初读小说，读的以日本人的东西为多，他赠了我一部《域外小说集》，使我眼界为之一广。我在二十岁以前曾也读过西洋小说的译本，如小仲马、狄更斯诸家的作品，都是从林琴南的译本读到过的。《域外小说集》里所收的是比较近代的作品，而且都是短篇，翻译的态度，文章的风格，都和我以前所读过的不同。这在我是一种新鲜味。自此以后，我于读日本人的东西以外，又搜罗了许多日本人所译的欧美作品来读，知道的方面比较多起来了。他从五四以来，在文字上，思想上，大大地尽过启蒙的努力。我可以说在三十年前就受他启蒙的一个人，至少在小说的阅读方面。
　　周先生曾学过医学。当时一般人对于医学的见解，还没有现在的明了，尤其关于尸体解剖等类的话，是很新奇的。闲谈的时候，常有人提到这尸体解剖的题目，请他讲讲“海外奇谈”。他都一一说给他们听。据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不过对于青年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我曾在这些谈话上领略到他的人间味。
　　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初出茅庐、甫入社会的鲁迅，约略就是这么一幅模样。
　　这年冬天，学校发生了一场风波，后来被称为“木瓜之役”。事情是这样的：
　　开明通达、与时俱进的沈钧儒另有高就（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接替监督一职的，是迂腐守旧的道学先生、失意官僚夏震武。此公绰号“木瓜”，本事不大，架子不小，对包括教务长许寿裳在内的各位教师，表现得傲岸而轻慢，就职的第一天，就和教员们发生冲突，很快引起群情激愤。双方矛盾激化，僵持不下。毕竟众怒难犯。结果，夏震武灰溜溜地辞职走人。校园恢复秩序，风平浪静。
　　第二年5月，鲁迅的祖母蒋氏去世。他回家奔丧并主持葬礼，诸事都依照旧俗办理。这大约是他后来写的著名短篇小说《孤独者》的主要素材来源。
　　鲁迅在杭州只呆了一年。许寿裳去了北京；他也辞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席，回到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学教员。胡愈之、孙伏园、宋紫佩等是他学生中的佼佼者，后来各有建树。
　　学校人事复杂，收入微薄。鲁迅业余除了搜采研究植物，就是抄辑古书，心情落寞苦闷。只有在给远方好友的信件中，才得以稍事倾诉、宣泄。1910年10月14日，他致信许寿裳：
　　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1911年3月7日的信中说：
　　卖田之举去年已实行，资亦早罄，迩方析分公田，……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
　　
　　本来，他回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想支持二弟在日本继续深造和小家庭的花销。现在看来也不行了。自己尽量减少开支；家里余剩的最后一点田地已经卖光，所得的钱也早就用完；现在打算分卖掉家族中几房共有的公田：但那又能支撑几日呢？鲁迅的感觉肯定很失败，真有几分山穷水尽一蹶不振的样子。生存的压力犹如生铁一般冰冷而坚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清朝覆灭，民国成立。鲁迅获得了新生的契机。他后来说，辛亥革命时自己“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高兴得很”。
　　绍兴光复后，王金发出任军政分府都督。他是鲁迅的老朋友。王任命鲁迅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范爱农为监学。事情发生积极性变化，似乎可以有一番作为了。
　　然而好景不长。“（王金发）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不仅王金发“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鲁迅后来对当权者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当跟他辛亥革命时期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
　　宋紫佩等人打算办一份报纸来监督绍兴军政分府和王都督，想借重鲁迅、陈子英、孙德卿等当地名流的名义。鲁迅答应了，还亲自将报纸命名为《越铎日报》（后改名为《民兴日报》）。新出炉的《越铎日报》对地方当局的批评很是尖锐锋利。为了缓和矛盾，王金发送来一笔钱。报社不顾鲁迅的反对，欣然笑纳；但继续骂不绝口。这让王都督十分不满。鲁迅夹在当中，两面不讨好，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天无绝人之路。事情很凑巧：正在这时，许寿裳来信催他去南京教育部履新。鲁迅很兴奋，范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两三个星期后，《越铎日报》报馆被一群大兵捣毁。陈子英当时在乡下，躲过一劫。正在城中的孙德卿则没有这么幸运，大腿上被刺了一刀。
　　当时，鲁迅已经由一度回归到再次出走，离开故乡，远走高飞。

“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

唉

这话说的太好了

现在回头去看的话，好像当年左的，不是未必靠得住，而是比右的还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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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扶桑正是秋光好
　　
　　1931年3月，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带着著名作家佐藤春夫的介绍信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引见得识鲁迅。他很幸运，于是有了师事鲁迅、当面请益的机会。他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及小说、散文和杂文都有浓厚兴趣并且非常佩服，准备将之翻译成日文出版，但对不少地方感到费解。12月，增田涉结束上海之行回国。临行前，鲁迅赋诗一首送别：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惜别之情，溢于言表。我想，鲁迅一定触景生情，“别有感焉”，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当年东渡扶桑、负笈东瀛的日子，想起上野的樱花、富士山的冬雪、松岛湾的松树和箱根的温泉，想起水户的朱舜水遗迹和仙台的藤野先生，想起“自题小像”的豪情和《新生》夭折的无奈，……他会默默点燃一支烟，静静看着窗外的夜空、星月和流云，轻轻感喟如烟如梦、渐行渐远的青春岁月。
　　
　　1902年1月，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随后获得官派公费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他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清朝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3月24日，与同学三人乘日轮“大贞丸”号离南京经上海转赴日本，4月4日抵横滨，稍后到达东京。由此直到1909年8月回国任教，鲁迅在日本学习、生活的时间长达七年有余，差不多占据了整个的青春中期。
　　鲁迅先入东京弘文学院江南班学习日语。在这里，他与浙江班的许寿裳结识，两人志同道合，形影不离，成为终生不渝的挚友。据许寿裳说：“鲁迅的海外八年和杭州教书一年，我几乎是晨夕相见的。就是中间他去仙台学医了，每逢寒假春假和暑假也必回到东京和我同住在一个旅馆。”他们不会盘着辫子去“咚咚咚”学跳舞，也不屑在外国关起门来炖牛肉吃。他们最关心的，是祖国的前途与命运，以及如何为之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三个相连的问题：
　　1.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3.它的病根何在？
　　我注意到，在革命压倒一切的思潮与氛围下，鲁迅最关心的居然是社会伦理方面的话题，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卒业。他本来有可能去成城学校学习陆军，成为一名军官；或者到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专业学习，成为一名工程师的----然而都因故未果。也许，这就是命运？
　　同年9月，鲁迅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习医。次年即退学，回到东京。学医及退学的缘由，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兹不赘述。
　　旅日的大部分时间，鲁迅都在东京闲住，自行阅读、思考、写作。其间，还学过俄语、德语，并师从章太炎研习“小学”。一度拟筹办文学刊物《新生》，并作了不少实际准备工作，终因缺少资金和合作伙伴，胎死腹中。
　　以下，梁某尝试从5个方面入手，对鲁迅旅日期间的阅读、创作和思想略作述评。
　　
　　1.中国与日本
　　
　　千年中华帝国，虽然治乱相因，但一贯自我感觉良好。对周边小国，更视作“蕞尔戎狄”，不屑一顾，充满傲慢与偏见。
　　鸦片战争失败后，国门被强行打开，老大帝国饱受屈辱。一些敏感人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若干西方典籍广为流布，变法图强的思潮逐渐侵润弥漫，中华文化的道统和作用受到广泛质疑并开始断裂。
　　1874年，李鸿章上奏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梁按：中外界限指长城）。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既然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味因循守旧显然势所不许，采用常规手段亦将无济于事。可惜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持续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国力造成极大损耗。甲午战争失败，经营多年、虚名在外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堂堂大清帝国，不惟不是英法列强的对手，而且被自己从来看不上眼的“东夷岛蛮”倭寇任意欺凌，外强中干、一戳就破的纸老虎无所遁形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虽然直接刺激了戊戌变法的发生，但守旧势力根深蒂固，倒行逆施，百日维新很快失败。义和团运动和慈禧太后的昏悖顽固招致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空前灾难。辛丑条约的签订，不惟帝国颜面扫地以尽，更让国民背上了赔偿列强4.5亿两白银的沉重经济负担。满清政府白白浪费了约半个世纪极可宝贵的光阴。当清廷终于姗姗来迟地意思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时，历史却不会再给它以时间和机会：这个时候，革命，而非改良，已成为人心所向的第一选项。更何况，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同时又夹杂着反满清贵族的民族革命，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清廷穷于应付，一筹莫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为1905年成立的革命大同盟——中国同盟会的最高宗旨。满清政府贪贿公行，道义沦丧，人心离散，风雨飘摇。其衰朽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已不待智者可知。
　　相反，弹丸之地的落后岛国日本自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进行全方位改革后，“脱亚入欧”进程顺利，国力迅猛提升，政治、经济、军事、科学、交通、文化、医疗、教育……各方面都飞速拉近了与西方强国的水平，国家面貌焕然一新，臻臻日上。19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起先不为人看好的日军先后取得完胜，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综合实力为日本搏得了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全世界面前宣示了自己不容忽视的力量。日本取得了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和话语权，开始称霸远东。
　　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到近万人，其中后来成为民国各行各业中坚力量的骨干人才比比皆是，不乏其人。这些人多象鲁迅一样，对日本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作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对中华历史、国家和文化都抱有一种与生俱来、血脉相连、无与伦比的牵引性和深切认同感，所作所为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中国的富强与崛起；另一方面，耳闻目睹亲身领略了日本的进步、强健、务实、认真和集体精神，对东邻及其人民、文艺乃至山水都不免产生由衷的好感，并由此得出强烈的对比，更痛感清廷的抱残守缺和祖国的保守落后。自尊的本能与学习的冲动交织在一起，搅痛了青年们激昂热切的敏感的心。
　　我特别注意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上层社会历来有亲美（英）派、亲俄（苏）派，却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成气候的亲日派。窃以为这是值得中日两国有识之士深长思之的。
　　
　　
　　2.辫子的故事
　　
　　辫子问题，曾是胡汉畛域的一个心结。
　　章太炎在他的名作《狱中赠邹容》中曾特意写道：“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对头发，尤其是对拖在脑后的辫子，鲁迅的感触可谓刻骨铭心。他曾在文章中对这条“猪尾巴”言之再四，小说、散文、杂文、诗歌诸类题材中都有述及，有的干脆以之命名，痛愤嬉笑，兼而有之。这是很少见的。
　　鲁迅后来回忆说：在留学前“对于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那宝物“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
　　他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倒以为留辫子“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又说：“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如果将鲁迅诗文中有关辫子的由来及其本来意义、象征意义和关于辫子的故事统统搜集起来做一篇专门文章，一定会别开生面，饶有情趣。
　　1903年，鲁迅在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毅然剪掉辫子，割断了这一与衰朽政府和文化之间具有标志性关系的脐带。他特意去照了一张像，并遍赠亲友。照片上的青年鲁迅，显得是那样精神饱满，英姿勃勃，充满生机与活力。受赠者自然少不了好友许寿裳，而且他还得到“后补以诗”的格外惠赠，这就是著名的“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由此可见青年时代鲁迅的感触与抱负。
　　许氏后来曾加以诠释：“首句之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即异域典故。全首写留学异邦所受刺激之深，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感，以及同胞如醉，不胜寂寞之感，末句则直抒怀抱，是其毕生实践之誓言。”
　　
　　
　　
　　3.章太炎与藤野
　　
　　鲁迅的老师很多。他独对其中的两人终身怀有诚挚的敬意和深厚的情感：他们是中国的章太炎和日本的藤野严九郎。
　　旅日期间，鲁迅在思想上是倾向于激烈排满的。“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往何集会？听谁演讲？十之八九，是革命者宣扬排满。他特别推崇邹容的小册子《革命军》，认为别的千言万语，抵不过《革命军》的浅近直接。
　　鲁迅与光复会领袖章太炎、陶成章等关系良好，过从甚密。他甚至可以当面开玩笑叫陶成章“焕皇帝”、“焕强盗”（梁按：陶字焕卿）。与太炎先生，更有师弟之谊。但“似乎还没有肯参加过实际行动”。
　　鲁迅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有一次，鲁迅看见一位革命领袖朋友泰然自若谈天说地，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执行命令丢炸弹进行暗杀活动。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传来的时候，鲁迅想到行刺者可能惨死的情状，感到惊怖烦躁。回顾领袖，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若无其事，这让少见多怪的鲁迅惊诧莫名，感佩不置，自叹弗如，自甘弗如。他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又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他不想做领袖，不肯当刺客，不愿加入任何政党组织。“鲁总司令”这顶纸糊的桂冠明明也是身后人家一厢情愿慷慨馈赠的。鲁迅一向坚决拒绝任何布施，他如果地下有知，想必会敬谢不敏，原样奉还。
　　鲁迅后来意思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其实，早在这时，就不难发现，他也决不是一个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革命家。
　　其实，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情说到底一直只是：“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
　　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的身份相当特殊：他既是数一数二的国学大师，学问出众，成就斐然；又是名闻遐迩的有“实际行动”的革命家，还担任过重要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名誉领袖。孤标独树，直言直行。“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其实，章太炎代表革命派与康有为的保皇党论战，淋漓痛快，所向披靡，并世亦无第二人；直斥中山不是，褫其神圣面具，示人本相，充分展现出敢言敢怒、君子和而不同风范，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鲁迅对章太炎一直很尊崇，每逢提起，必称先生，执弟子礼甚恭。对章晚年的一些言行，鲁迅内心颇有保留，却能原情度理，下笔则委婉公允，议论则堂皇正大且颇多恕词，远不如同为章门弟子的二弟那样愤慨激越甚至要效法乃师“谢本师”。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鲁迅临终前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追念不久前去世的章太炎。他说：
　　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听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鲁迅特别强调章太炎作为革命家、战士的一面，认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这是比较另类的看法。其实章氏早就“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得墙，和时代隔绝了”。
　　鲁迅当时已重病在身，“颇虞奄忽”。他是不是在借此暗示提醒后人应该同样看待他自己及其晚年那些“战斗的文章”呢？
　　人的思想和行为，人之本身，是怎样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啊。我想。
　　藤野先生是鲁迅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解剖学教授。他们自仙台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也从未通过信。但鲁迅对这位他心目中的异国恩师一直未能忘情，后来还专门写下深情款款的回忆文章《藤野先生》，作为纪念。鲁迅写道：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迅晚年与日本朋友通信时，多次打听藤野的下落，但一直杳无音信。增田涉要在日本翻译出版《鲁迅选集》时，曾于1934年11月25日写信问鲁迅应该选进哪些文章。鲁迅回信说：“我要放进去的是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
　　鲁迅如此。那么藤野呢？
　　藤野后来回到故乡福井县本庄村开了一个诊疗所，环境偏僻，与外界联系很少。1935年，他才从儿子的中学汉文老师那里知道他的中国学生周树人成为了大文豪鲁迅，还把他写进了书里，推崇备至。平和淳厚的藤野先生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也有所不安。1936年10月从报纸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后，他曾写下《谨忆周树人君》一文。藤野说：
　　“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真感到很高兴。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如果是毕业生的话，我会和他们一起拍纪念照，可是一次也没和周君一起照过像。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
　　他依稀记得有过这么一个“清国留学生”，但印象已经十分模糊。就说这张照片吧，明明是他亲手赠给鲁迅的，背面还用毛笔写着“谨呈周君 惜别 藤野”的字样；他还要鲁迅也送他照片以作留念，得知学生手头没有照片时，又叮嘱鲁迅将来照了再送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情况。
　　可现在，“他一些也不记得了”。
　　“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
　　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是平实之论。自己并不经意的分内之事、滴水之恩，被孤独敏感举目无亲的学生有意无意间放大了N倍，并被拔高到政治正确的高度。我第一次读了藤野这篇文章后，“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似乎说明：鲁迅极度匮乏因而也格外需要来自亲朋师友的哪怕是一丝丝温情，他对此极为珍惜看重。“这真是少有的好意。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滴水之恩，视同涌泉。鲁迅实属性情中人，快意恩仇，睚眦必报，洞明世事却不见得练达人情。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似乎与此并不相干也互不相干的三段让梁某印象深刻的话：
　　柔石刚开始与鲁迅有所接触时，曾喜滋滋地写信给他的兄长说：“福（梁按：柔石自称。柔石原名赵平福）已将小说三册，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
　　许广平1926年11月16日致信鲁迅：“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的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取材失策，如果明了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
　　鲁迅的学生和朋友孙伏园说：“鲁迅先生待人处世，第一步总是厚重宽大，万一因为厚重宽大而上了当，别人对他太不厚重宽大时，他的还击的力量往往是很可观的。”
　　将以上种种综合起来看，鲁迅的真实形象已经呼之欲出。
　　
　　
　　
　　4.屈原与离骚
　　
　　鲁迅对中华传统文化花过很大功夫，造诣精深，见解独到，其中关于楚辞和汉魏六朝思想文化的研究最有心得，屈原与嵇康对他的影响至为明显。这里单拈出屈原与楚辞，稍作分说。
　　鲁迅对楚辞尤其是《离骚》，非常熟悉和喜爱，写作诗文和平素言谈，可以随时、随意、随处摘录、点化、引用。旅日期间，许寿裳曾问他最爱诵《离骚》的哪几句，鲁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
　　登阆风而緤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无女！
　　
　　他的诗稿中，与楚辞有关联的，占了一半以后，从早期（如“寄意寒星荃不察……）到暮岁（如”老归大泽菰蒲尽……），兴致不曾少衰。有的甚至全篇每句都用骚辞（如“一枝清采妥湘灵……）。《彷徨》的题记也是用了八句《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中的成句，抒发日暮途远、迷茫寂寞之感。据1924年8月8日《鲁迅日记》载：“自集《离骚》句为联，托乔大壮写之。”这副借以自勉的名联至今仍悬挂在北京鲁迅旧居“老虎尾巴”的西墙上，与东墙上藤野先生的照片默然相对。联语是：
　　
　　望崦嵫而勿迫
　　恐鹈鴂之先鸣
　　……
　　然而对屈原，鲁迅也有比较深刻的不满。他写道：
　　
　　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
　　鲁迅认为屈赋缺少的是“反抗挑战”的精神，刚健“伟美”的宏声。鲁迅爱而能知其不足，入而能出。他的文字，瘦马铜音，金声玉振，雄深雅健，苍凉劲拔，转益多师，自成大家。无论为人为文，鲁迅的骨力尤显劲健，这是其显著特色，也是他明确地自我选择的结果。
　　鲁迅发问：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鲁迅是清醒的，也是傲岸自负的。多年以后，他自己对以上问题作了回答：
　　
　　曾惊秋肃临天下，
　　敢遣春温上笔端
　　……
　　这分明可以看作夫子自道。鲁迅自己，不就是不脱诗人本色的“精神界之战士”吗？
　　
　　
　　
　　5.别求新声于异邦
　　
　　“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鲁迅后来作出过明确回答：缺乏“精神燃料”。
　　那么，该怎么办呢？鲁迅认为，只有“别求新声于异邦”。
　　旅日期间，鲁迅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西方典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比较，并勤奋著译，出版、发表了一大批作品，广泛涉及科学、矿产、社会、政治、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的两篇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
　　鲁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不感乐观，他期待用新的文艺为武器，唤醒国人，以打破“中国之萧条”，掀起一个震撼人心、改造社会、提升国力的启蒙运动。他说：
　　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虽未生以前，解脱而后，或以其声为不足听；若其生活两间，居天然之掌握，辗转而未得脱者，则使之闻之，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然以语平和之民，则言者滋惧。
　　吾今为案其为作思惟，索诗人一生之内?，则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此已略言之前分矣。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
　　鲁迅专门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8位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及其作品，赞颂他们“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向上帝、市侩、恶势力及一切虚伪恶心反抗扫荡的战斗精神。“摩罗”即“魔鬼”，这是上帝的信徒加在这些叛逆者头上的恶谥。鲁迅则对他们“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言，不具权威，不跽金帛，洒其热血，注诸韵言”、“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作品大加赞赏，称之为“摩罗诗派”，赞之为“精神界之战士”。他指出：“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惟，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闹，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鲁迅认为，西方文明在近代取得了巨大成就，虽然值得效法，但是也出现了明显的偏颇。盲目照搬、尤其只是注重物质文明的话，将无助于中国的富强与进步。他强调“立人”、“尊个性而张精神”的重要性，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批评一些人盲目崇拜“物质”、“众治”的做法，认为他们“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只不过是“假力图富强之名”牟取一己私利，鼓吹“立宪国会”欺骗国民，“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这些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依然让人感到震撼与惆怅。“孤伟自死，社会依然”。悲夫！
　　对所谓“物质”、“众数”，鲁迅说得很清楚：“物质”，指的是“黄金黑铁”、“制造商估”，亦即物质文明；“众数”，指的是“平等”、“众治”招牌下的“立宪国会”，亦即制度文明。
　　一直有人批评鲁迅不重视制度性建设。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在鲁迅看来。“立人”才是第一位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什么质素的人民，就配有什么质地的政府。德、日是帝制国家，英国的政体是君主立宪，法、美则是共和国：这些国家之间的情况如此不同，但它们都成为了国家强大、人民富足的强国。所以他后来一再说道：“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专挂招牌，不讲货色，中国大抵如斯”。
　　鲁迅写道：
　　由是观之，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诚不俟明察而见矣。然既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则偏于一极，固理势所必然。洎夫末流，弊乃自显。于是新宗蹶起，特反其初，复以热烈之情，勇猛之行，起大波而加之涤荡。直至今日，益复浩然。其将来之结果若何，盖未可以率测。然作旧弊之药石，造新生之津梁，流衍方长，曼不遽已，则相其本质，察其精神，有可得而征信者。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
　　他的根本意见是：“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时光流逝，倏忽百年。迄今，我看不出有什么比这更高明、更通达、更切实可行的见解。
　　鲁迅满怀深情地期待：“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伽达默尔经常提及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一个故事：据说人类本是一种球形的生命体，后因行为恶劣被天神劈为两截。从此，每个人作为被劈开的半个始终在寻求着生命的另一半，这便是爱。
　　只有爱是不会忘记的。鲁迅早期的“立”，晚年的“骂”，在一定意义上，亦可作如是观：都是源于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爱。
　　
　　一个令我深感兴趣的事实是：鲁迅青年时代就接触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著作和思想并深受其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以贯之，直至晚年。
　　雅斯贝斯在《理性与存在》中独具只眼地指出：“目前哲学状况是以下面这个事实为特征的，即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这两位哲学家在他们生前受到忽视，以后长时间内一直在哲学史上受人轻视，而现在他们的重要性则越来越不断地增长。黑格尔以后的其他一切哲学家正越来越失势而引退，而今天这两个人则不容争辩地作为他们时代的真正伟大思想家而站了出来。”
　　《摩罗诗力说》的题记就是尼采语录：“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分别介绍了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
　　鲁迅明确写道：“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S．Kierkegaard）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
　　有意思的是，刘小枫在1997年7月为工人出版社“克尔凯郭尔文丛”所写的“总序”中说：“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尼采和克尔凯郭尔都已进入汉语文化界。但汉语知识人很快亲近尼采，对Kierkegaard一直陌生，未见过有哪位文化名人亲近过他。”
　　其实，国内学术界首篇关于鲁迅与克尔凯郭尔比较研究的优秀专题论文，即唐云的《鲁迅与克尔凯郭尔及其他》，已在1996年第1期的《新东方》发表。这个刘小枫容或没有及时看到。但是，写过《拯救与逍遥》的刘无论如何当不至于对鲁迅的《文化偏至论》视而不见吧？查《鲁迅日记》，他晚年仍在搜购阅读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文化名人”鲁迅与“存在主义精神之父”克尔凯郭尔之间，实在不能说不亲近。
　　克尔凯郭尔一些最重要的思想，比如强调个人不可还原的独特性及“个人”与“庸众”的对立，对主观性的注重和突出研究主观情绪，对生活和生命本身的悲观主义态度，非决定论和重视人的自由选择，怀疑精神和反理性主义……都对鲁迅有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是鲁迅精神结构的重要（也许是核心）组成部分。
　　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理论对鲁迅的影响同样巨大。正如汪晖所指出：“鲁迅终其一生都保留着对尼采的兴趣，那种深刻的孤独感、人生悲剧感和大破坏、大激愤、大憎恶、大轻蔑的情绪方式，久久地萦绕在鲁迅的灵魂深处，使人仿佛听到了尼采的遥远的回声”。
　　
　　
　　
　　1908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未完）。此后，进入十年沉默期。他说：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但我分明看到，青年鲁迅，已经充分表现出超人的才华、广博的学识、通达的见解和深刻的思想，他后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决非偶然。他只是暂时沉潜下来，“潜龙在渊”；他在深化、融合、体味、累积，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横空出世，破壁而飞，矫矫然于天地之间。（待续）

梁由之兄的这个系列出手不俗，反响亦不俗。

十五.少年哀乐过于人
　　
　　1881年9月25日，即清光绪七年农历八月初三，岁次辛巳，肖蛇，浙江省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诞生了一个男婴。身为一家之长却远在北京候补的祖父喜得长孙出世的家信，欣然为孩子命名樟寿，字豫山，小名阿张；后改名树人，字豫才——他就是后来的鲁迅。
　　
　　周家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户人家，祖籍湖南道州，16世纪明正德年间迁居浙江绍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中过进士，点过翰林，放过知县，当过京官。以书香门第而兼官宦人家，是当时最为风光体面的势派，也颇能得到一般绅民的敬畏。祖母蒋氏是一位慈善的老人，特别疼爱鲁迅，经常在夏夜让小孙儿躺在大桂花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大芭蕉扇为他讲一些诸如“猫是老虎的先生”、“白蛇娘娘”之类的民间故事，或是让他猜谜语，鲁迅晚年还觉得津津有味，记忆犹新。父亲周凤仪，秀才，是黄仲则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那种人，身体也不好。母亲鲁瑞，绍兴会稽东北乡安桥头人，清举人鲁希曾的三女。安桥头“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是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可那儿却是童年鲁迅的乐园。鲁家后来迁居皇甫庄。鲁瑞性格刚毅有主见，待人平易，乐于助人，对底层劳动者尤其和善。她颇能接受新思潮，清末，不怕流言蜚语，毅然剪发放足。又很好学，“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爱读小说弹词，鲁迅经常亲自为她选购书籍。鲁迅平生受母亲影响很深，十分敬爱孝顺她，侍奉母亲小心细致毕恭毕敬并在兄弟间承担了绝大部分相关生活费用。梁某年少无知时乱翻《鲁迅书信集》，看到他写给母亲的信开头总是：“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这在当时能见到的读物中是非常特别的，印象奇异深刻。敲文至此，念及辞世逾20年的先母，心中怃然。
　　鲁迅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作人，三弟建人，都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各有建树。四弟椿寿，妹妹端姑，都不幸夭折。出生才十个月的妹妹病笃弥留时，鲁迅一个人躲在屋角暗暗哭泣。母亲发现后过去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为妹妹啦！”那年他才八岁，已经对爱和痛苦的感觉敏感如斯。
　　
　　周福清虽然很有学问，在乡党眼中更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自己却因仕途坎坷，并不得意，因而牢骚满腹，脾气很坏，经常骂人。周作人回忆说：“介孚公爱骂人，自然是家里的人最感痛苦，虽然一般人听了也不愉快，因为不但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指桑骂槐，那就更有点难受了。”他对鲁迅特别苛求，在学堂里考了第二名，也要挨骂。曹聚仁认为，鲁迅的骂人，有其乃祖遗风，也与绍兴盛产师爷不无关系。师爷和黄酒是绍兴的两大特产。
　　然而周福清对孙辈的学习却很关心和讲究。他指导鲁迅读书，由《鉴略》到《诗经》再到《西游记》……，都比较对小孩子的胃口。对四书五经则并不作特别强调。这对少年鲁迅自由阅读，杂学旁收，打下扎实的文史根底，无疑起了正面作用。他还具体指示鲁迅学诗的门径：“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不过鲁迅自己真正喜欢的名家，只有李贺。
　　
　　鲁迅6岁由叔祖周玉田开蒙，进周家自设私塾读书。后来被送到绍兴城内有名的“三味书屋”，师从寿怀鉴老先生。他除在课堂上遍读十三经以外，自己私下还喜欢读小说，看画谱，并逐渐养成了影描书上插图、整段整本抄录杂书的爱好。
　　他看了大量杂书，大开眼界，对绘图和草木虫鱼之类尤其爱读。鲁迅后来在美术方面具有浓厚的兴趣、精湛的见解和不同寻常的鉴赏力，其来有自。他最爱看的是《花镜》，这是一部绘图的植物书。后来在表哥处看到《毛诗品物图考》，印制精美，引发了他日后的买书兴趣。最感好奇的是一向带他的女工长妈妈设法为他买来的四本小小的《山海经》，里面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执干戚而舞”的刑天……这大大刺激了鲁迅本来就丰富奔放的想象力。对最早得到的一本“下图上说，鬼少人多”的《二十四孝图》，则认为不近人情，扫兴乃至反感。比照鲁迅对待母亲的态度和他对嵇康、阮籍的相关评价，这是很有意味的。
　　除了读书好学，搜读了自己家里和亲友家里所能找到的一切感兴趣的读物外，少年鲁迅还活泼好动，机灵顽皮，爱开玩笑，喜欢作弄人，赶“赛会”，看“社戏”，与“少年闰土”交朋友，玩游戏，垛雪人……，不亦乐乎。至于百草园，更曾是他儿时的乐园。他对此作过生动的追记: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 ；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 蝉在树
　　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 向云霄里去了。
　　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 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 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 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
　　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 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
　　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 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
　　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 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
　　
　　生活充满歌声和微笑，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风云突变，天忽然坍塌了，命运之神一下子展露出狰狞的一面，少年鲁迅开始面对一生中最先遭受的一连串打击。
　　家庭之事，对鲁迅影响最大的，约有四端。其中兄弟反目和与许广平同居，属于后期，具体情形可参看前文第七、八两章。发生在少年时期的，则是祖父的官司和父亲的病。
　　1893年，丁忧在籍的周福清卷入一场乡试舞弊案。东窗事发后，先跑到上海躲避，见不是头，只得回到绍兴府会稽县投案自首。刑部拟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光绪皇帝认为科场舞弊案事关国体，必须重惩，以儆效尤，在1894年1月31日亲下谕旨：“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这成为轰动一时的“钦案”。
　　作为一家的顶梁柱，周福清一下子由朝廷命官变成待决囚犯，性命难保。家庭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经济状况也急剧恶化。周家只得一方面不断变卖产业，想方设法试图营救；一方面立即送孩子离家避难，以躲避可能发生的株连。转眼间，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受到很深刺激。
　　1927年，鲁迅在广州，有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时，他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祸不单行。1894年冬天，周凤仪突然大口吐血。延请当地名医治疗，诊金昂贵，却连病症也未能确认。为了救人和治病，只得变卖田地和首饰，后来甚至经常典当衣物，家道更趋衰落。作为长子，十三岁的鲁迅用他稚嫩的肩膀开始承担家务。这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战、陆战先后失利。国家家事，事事扰心。鲁迅一定会觉得，这年的冬天，特别地冷，特别地长。他后来沉痛地回忆说：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周凤仪去世时，鲁迅的15周岁生日才刚过去几天。“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九天九地，滋味遍尝，兀傲倔强，黯然自伤，孤儿寡母，生计艰难，举目四顾，行将焉往？
　　
　　 “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那么，走罢，“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1898年5月，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后改入南京矿路学堂，继续求学。“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
　　在南京学习期间，鲁迅开始接触到西方及日本科学、哲学、文学方面的著作，经常翻阅《时务报》等宣扬新思想的报刊，阅历、思想和知识储备都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主要得益于课外阅读。
　　
　　当时，国内形势正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这个大变革、大时代的前夜，青年鲁迅作好准备了吗？他将把自己造化成怎样一个角色呢？
　　数十年后，煌煌数百万言的十余册《鲁迅全集》，就是最好的回答。

十六.血沃中原肥劲草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上海病逝，终年56岁。
　　鲁迅逝世后，最让梁某关注的，并非覆盖“民族魂”旗帜的不世盛誉，也不是《大公报 》短评引发的轩然大波，而是陈独秀1937年11月21日发表在《宇宙风》的一篇短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陈独秀写道：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陈独秀独具只眼力排众议，可谓是鲁迅生前身后的知己。
　　岁月如流，星移斗转。转眼间，整整70年过去了，神州大地和我们所处的地球本身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血沃中原肥劲草，百年淬厉电光开。
　　
　　鲁迅是中国现代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作为“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伟大文学家”，鲁迅不惟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文化、国民性和民族性的认识具有惊人的深刻性和前瞻性，达到了时人望尘莫及的水平，而且富有人格魅力和道义力量。鲁迅的思想与文字，“汪汪若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在力和美之中夹杂着怒和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鲁迅著作是20世纪遗留给后人极为宝贵的财富，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和青年源源不断地从他身上获取过并将继续获取无尽的教益。但是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鲁迅先是被革命化、神圣化、工具化，被奉上圣坛，凛然不可侵犯；后来又被妖魔化、小丑化、侏儒化，仿佛他从前是个神，现在是个狗，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一个坑掉进另一个坑，再度“毁誉过当”，使其真实面目蒙上了层层烟雾，显得模糊不清。这种种做法或左或右，其为“无知妄人”所为则一。现在后一种比较多见。俄国总统普京指出：“我国历史上有过砸烂一切的时期。我们如果再一次这样做，世人就会说我们数典忘祖。”这对我们中国人应该同样具有警示作用。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那些丢弃自身传统的民族，必将成为“无所适从的国家”；而“无所适从”——也就是迷失了自己灵魂的民族，是注定没有前途的。
　　真实的鲁迅只有一个。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及用心蓄意将鲁迅异化，都是一种背离本真的歪曲，都是荒唐可嗤、不足为训的。也终将是徒劳的。真正要认识鲁迅，了解鲁迅，学习鲁迅，超越鲁迅，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去读鲁迅本人的文本，在拥有充分的认知后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所有第二手的东东（包括拙文），可以参考，但都不足凭信。对鲁迅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缺少最起码的真切了解而贸然不负责任地道听途说信口雌黄，只能是“枉与他人作笑谈”。
　　和其他杰出人物一样，无论是知识、思想还是性格、行为，鲁迅也有他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思考并提供出一份完美无缺包医百病让人照本宣科的答案。这是无待烦言的。
　　不无遗憾而发人深思的是：鲁迅生前希望自己的作品与时弊一起“速朽”，他这一愿望看来是落空了。他的众多文字，常读常新，看上去简直就像今日时评的不在少数。这是为什么？
　　
　　巍巍鲁迅，百年头牛。雄深雅健，岳峙江流。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回顾历史，接近这些刚劲强健的灵魂，重温他们的思考和选择，是写作《百年五牛图》的初衷之一。目前各式各样的讨论，在理论上往往未能超越20世纪前期先贤思想之范围，深度和广度甚至常常不能及。不少议论都是矮人看场，人云亦云，隔靴搔痒，似是而非。看多了这样的争论，越发感到重新阅读、了解、思考、认识前辈的必要。检讨和反思他们对现实的态度和道路的选择，也许会给人们在当今时势下如何有所作为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朱正的一段话，作为对鲁迅的终极评价，并借此结束本文：
　　
　　鲁迅几百万字的遗著，其中很大一部分必将永远受到读者的喜爱，后世读者将以一种赞叹和欣赏的态度阅读它。有一部分时过境迁，不再使人感到兴趣。更有若干篇在写作的当时就并不正确，就更只能作为一种研究资料保留下去了。比起文章来，更重要的是鲁迅这个人，他的入世的态度，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对强暴的反抗和对弱者的同情，他为了中国进步不懈的努力，他身上那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形象，这精神，必将永世长存。
　　
　　
　　（全文完。完稿于2006年10月19日凌晨，时值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纪念日。至此，《百年五牛图》（之一：鲁迅；之二：蔡锷；之三：张季鸾；之四：陈寅恪；之五：林彪）初稿全文约18万字得以了账。）

终于完了。这是时下评鲁迅的文章里，我喜欢的一篇。有才情，有激情，有见识，不卖弄。虽然作者极力做持平之论，但态度仍然极其鲜明。反观书话里有些人关于鲁迅的帖子，味同嚼蜡，缺少的不止是见识，单单才情，就差得远了，差得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