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 zt

１，“她”的父亲
　　
　　有人称２０世纪为“她世纪”，那这个世纪的源头就在一个矮个子男人那里，他叫刘半农。
　　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江阴澄江镇西横街，现在有刘氏兄弟纪念馆。一座富有典型江南民宅特色的清末建筑，掩映在绿林市井中。馆内有两株刘半农父亲手植的天竺葵，百余年过去，依然葱郁如昔，花期如旧，貌似“鸳鸯蝴蝴”的表面下，深藏着与日月同辉的内心追求。　　　
　　江阴自古繁华，物阜民丰，2500年来，这里的人民基本上都过着平静富裕的生活，偏偏刘半农出生在一个寒士家庭，因父亲是塾师，他四岁识字，六岁能诗，１１岁把《长恨歌》《琵琶行》背得滚瓜烂熟，活脱脱一副小神童派头。但在常州中学还有一年就毕业时，学校因故停办，他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小学母校教书，期间他结识了大他五岁、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吴研因，他们一起编辑《江阴杂志》。
　　或许是家里三个都是兄弟，阳盛阴衰的缘故；或许自幼喜欢诗词，熟读花间婉约，刘半农对女性一直有着特别的关注。他本名复，乳名寿彭，都是父亲取的。他自己取了个笔名叫“伴侬”或“半侬”，女性化倾向很明显。吴研因是刘半农结识的最早提倡白话文的朋友，他笔名“咄农”，刘半农自认才识只及研因一半，遂改“半侬”为“半农”。刘半农还用寒星、范奴冬女士等名字写稿。可贵的是，刘半农的女性倾向丝毫没有损害他的阳刚之气，反而，对女性的关注，使他的浪漫心灵里增添了谦卑态度，勤奋精神中加强了承担勇气，很好地完善了刘半农的性格气质。比如在令那一代人刻骨铭心的１９２６年“三•一八事件”中，刘半农署名范奴冬写下《呜呼三月一十八》的讨伐诗章：
　　“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民贼大试毒辣手，半天黄尘翻血花！晚来城廊啼寒鸦，悲风带雪吹！地流赤血成血洼！死者血中躺，伤者血中爬！……养官本是为卫国，谁知化作豺与蛇！高标廉价卖中华，甘拜异种作爹妈！愿枭其首藉其家！死者今已矣，生者肯放他？！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
　　其沉恸，其愤慨，不啻由热血喷洒而成。这首诗被赵元任谱曲后，在北京城广为传唱。那场惨案也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一个女性的名字：刘和珍。
　　中国三千年的汉字史博大精深，无与伦比，但在第三人称代词上，大显专制之风，一个“他”字通用于男性、女性和一切事物，就像汉字中的“皇帝”。新文化运动一些先驱者，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想在“他”之外为女性谋一席之地；但是他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赛先生”对抗孔家店，却没办法请来一位“女”士帮助中国女性冲出男人的重围。有人只好从《诗经》中撷一“伊”字指代女性，比较有名的像湖畔诗人汪静之《伊的眼》：“伊底眼是温暖的太阳；／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用“伊”指代女性有两个问题。一是“伊”本来是一个文言字，不符合新文化运动的意旨，乃逆时而动；二是“伊”在书面语言中尚可，也颇有女性味，但在口语中伊来伊去，十分别扭。刘半农一直寻思着，他要造一个汉语中最年轻的字来指代女性，让中国女性真正拥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他深知：语言上的独立一定将引起女性心理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从而为人的解放奠定一块基石。
　　１９２０年７月的一个晚上，远在英国伦敦的刘半农站在寓所阳台上小憩，旁边是贤淑的夫人朱惠。他眯起眼端详弯弯的上弦月出神，蓦然觉得那窈窕弦月像一个“女”的偏旁，紧紧依靠着浩茫天宇，不由得灵犀迸发，他们赶紧回到房里，夫人帮他铺开稿纸。８月，上海《时事新报》刊出刘半农的文章，提出汉语应当添加“她”字。一石激起千层浪。赞扬者有之，批驳者有之，一时国内报刊争论不休，鲁迅称之为一场“大仗”。他在《忆刘半农君》中说：“现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的确，在那样急剧转型的年代，新与旧不断拉锯、拔河，连提倡标点都会惹出事来，惊叹号被遗老们称为“外国舌头”，一旦在文章中出现，就是“亡国之音”呢。
　　刘半农听说了国内的争论。他想，“她”字要有说服力，必须用起来，用到诗文中让大家觉得美，自然会传颂开来。于是，刘半农享誉天下的代表作出炉了——《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著些微云，地上吹著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著海洋，海洋恋爱著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麼话？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裏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
　　
　　据刘半农的儿子回忆，这首诗倾诉的是家国之思，那就与郭沫若的《炉中煤》类似。正好两首诗写于同一年，《炉中谋》诞生于日本，应在当年年初。
　　《教我如何不想她》和《炉中谋》风格截然不同，郭诗激越奔放，如狂风急雨，但过于直白，读起来让人脸红心热；刘诗婉转低徊，如淡云微月，不惮繁复。无论在节奏、结构和意象经营上，刘诗都胜郭诗一筹。难怪这首诗在国内发表后，经由好友赵元任谱曲，悄悄脱离原意，至今仍是中国现代的一曲经典情歌。
　　
　　２，疑似鸳鸯蝴蝶派
　　
　　１９１１年初，辛亥革命爆发。活泼好动的刘半农不顾家人反对，跑到清江参加了革命军，担任文牍，也就是现在的秘书工作。他跟着部队辗转黄淮一带，军队的内部混乱让他一个书生无法忍受，不到半年他回到了老家。
　　战乱已让老家物是人非，亲友难以周济。无奈之下，他带着日后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专业二胡学派创始者的二弟天华，前往上海碰运气。刘半农经人介绍进了开明剧社，这事儿他喜欢，又能写作又能演戏，他很快写出一部新喜剧《好事多磨》，亲自饰演一丑角，过了一把戏瘾。但好景不长，挑剔的上海人对新剧不太感兴趣，剧社陷入困境，发不出工资，兄弟俩吃了上顿找不到下顿，合盖一条薄被，合穿一件棉袍，一人外出，另一人只能躲进被窝取暖。在军队和上海初期的这段日子，令刘半农刻骨铭心，同时把他的目光牢牢定格在社会底层。
　　一天，一个叫徐半梅的人来剧院采访，刘半农和他谈得很投机。徐是《时事新报》编辑，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之一。刘半农就这样与鸳鸯蝴蝶派搭上了界。
　　徐半梅非常热心，他促成了刘半农“卖文为生”的想法。一个月后，刘半农寄给他两篇翻译小说，徐将一篇刊登在《时事新报》上，另一篇推荐到中华书局的《小说界》发表。第一次拿到稿费和样报，刘半农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从此，他将全部精力放到翻译和创作上，生活跟着大为改善。１９１３年春，开明剧社不得不解散，徐半梅又把刘半农引荐到中华书局当编译员，正式开启了刘半农的文学人生。
　　鸳鸯蝴蝶派是发端于２０世纪初叶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文学流派。在上海租界，云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才子佳人，他们罔视国变，沉溺温柔之乡，炮制大量言情小说，写“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呼天抢地，要死要活，鸳鸯蝴蝶派因而得名。后来扩展成为“游戏笔墨，备人消闲”，哀情、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公案等无一不涉，直到４０年代末中国政治发生大变革，才嘎然而止。但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叶，又值一社会转型期时，鸳鸯蝴蝶派突然余波化为巨澜，“琼瑶小说”风靡全国数载，因过于滥情媚俗，终至委顿不堪。
　　刘半农的确沾染了一些鸳鸯蝴蝶派气息，他与该派主要作家包天笑、张恨水、周瘦鹃、严独鹤、徐半梅、程小青过从甚密，和他们一起合译侦探小说，也曾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旖旎之思。刘半农性情超迈，口无掩拦，何况那时他年轻气盛，还要靠卖文混口饭吃，在这么一个群体里面，偶然露出些俗气的想法，做些无趣的事情，再正常不过。
　　但刘半农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内心操守，他可以和鸳鸯蝴蝶派一起勾肩搭背，嬉笑怒骂，一旦持笔创作，便掉头直奔社会和现实的道路而去。他最先创作的一篇百字小说《秋声》，发表在《时事新报•杂俎》副刊，斩获该报专栏悬赏的第３３次一等奖，此后他在上海的五年，翻译和创作小说多达４０余部，《稗史罪言》《催租叟》《奴才》《可怜之少年》等无不直面劳苦，针砭陋俗，诅咒黑暗。那时，上海滩充斥的鸳鸯蝴蝶派报刊数十种，刘半农选择投稿的大多是改良社会、有益公德的报刊，从不与《销魂语》《好白相》《黄花旬刊》这些香艳报刊沾边。
　　应该说，刘半农这五年对新文学最大的贡献是翻译。他是中国最早翻译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安徒生作品的人，他是第一位翻译外国散文诗作品的现代作家；更令人惊讶的是，他首次把高尔基作品介绍到中国，１９１６年５月，他翻译了高尔基的《二十六人》。
　　可见，刘半农只是疑似鸳鸯蝴蝶派，他与“有口不谈国家，寄情只在风花”的休闲、消遣风格格格不入。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新青年》上演如鲁迅所说“跳出鸳鸯派，骂倒王敬轩”的大戏。否则，若深陷鸳鸯蝴蝶之泥潭，哪能拔剑四顾、豪情万丈呢。
　　１９１９年，刘半农留学英国之前，昔日上海滩文友在北京“小有天酒家”设宴为他壮行。席间行酒令，文友们都念诵些卿卿我我的绮辞丽句。刘半农实在忍不住，站起来斥道：“全是鸳鸯蝴蝶那一套！”文友们对刘半农的“忘本”很不高兴，反唇相讥，不欢而散。壮行宴变为了名副其实的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告别酒会。
　　
　　３，《新青年》“台柱”
　　
　　“台柱”是刘半农自封的。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刘半农在致好友钱玄同的信中，谈到陷入困境的《新青年》时，写道：“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那他是不是《新青年》真正的台柱呢？答案是肯定的。
　　１９１７年，新文化运动颦鼓声渐急，刘半农敏感到一场伟大的变革已经拉开序幕，为了参与其中，他义无反顾来到北京。５月，刘半农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强调“言为心声”，力主“输入新体”；７月，他又推出《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
　　最早提出新诗改革的是胡适，但胡适的改革观止于形式，只是主张用白话文把中国诗歌从古诗的“小脚”中解放出来；而胡适的诗歌创作仍然沿袭“刻骨的相思”和“幽艳的秋天”这一古典路数。刘半农则大胆指陈古典诗歌矫情作态、无病呻吟的虚伪性，他是倡导中国诗歌从精神上进行变革的第一人。更可贵的是，他立马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同年１０月，他写出了名篇《相隔一层纸》：
　　
　　屋子里拢着炉火，／老爷分付开窗买水果，／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屋子外躺着一个叫化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可怜屋外与屋里，／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于是，我们看到新诗的新境界，它由古诗僵化的格律一跃而为自由式押韵，而且它巧妙融入了散文与小说的因素，因而具备更灵活的表现方式、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厚重的质地。古诗像一位深锁深闺的女子，由少至老，顾影自怜，忧愁就像一件贴心小袄，无由脱下；新诗则好比打开窗子、走出闺门、丢掉裹脚步的新型女性，昂首挺胸，不失优雅，而更充满自信，“她”与社会现实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时代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在《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刘半农还毫不含糊地指出，小说家最大的本领是，“第一是根据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第二是各就所见的世界，为绘一维妙维肖之小影。”这句话的含义有四，一，小说必须贴近现实生活，为真理立言；二，文学高于生活，应自造一理想世界；三，小说应多元化，包括好的鸳鸯蝴蝶派作品亦不应摒弃；四，不要让文学承担过高的社会责任，它只是“一惟妙惟肖之小影”。可以说，在新文学之初，就有如此成熟和完备的文学理论，真是十分难得。刘半农以其出色的才华被陈独秀和蔡元培看中，不久，他来到北京大学，担任预科国文教员，负责国文和文法教学工作。
　　好戏还在后头。１９１８年，同为《新青年》值班编辑的刘半农与钱玄同合演了一曲“双簧”。钱玄同化名王敬轩，自称国变之后，遁迹黄冠，本已不问世事，但见《新青年》这干人崇拜西学，吹捧异说，唾弃固有文化道德，他无法坐视不管，只好发文声讨。钱玄同故意把“王敬轩”的文章弄得思想夹杂，意识混乱，语言诘讴，内容空洞，而刘半农以记者的身份予以回应。《答王敬轩书》无愧于刘半农杂文的代表作，它学殖深厚，议论宏达，涵盖文学、语言学、音韵学、宗教学、逻辑学、翻译学等各个门类，却条通理贯，浑然一体，笔锋之利，不啻庖丁解牛。
　　“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学术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并没有国籍，也决不能彼此互分界限——这话太高了，恐怕先生更不明白——所以作文的时候，但求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不能限定只用那一种文字。如文章的本体是汉文，讲到法国的东西，非用法文不能解说明白，便尽可把法文嵌进去，其余英文、俄文、日文之类，亦是如此。”
　　“至于赋、颂、箴、铭、楹联、挽联之类，在先生则视为‘中国国粹之美者’，在记者等却看得半钱不值。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字面上用功夫，骨子里半点好处没有，若把他用来敷陈独夫民贼的功德，或把胁肩谄笑的功夫用到死人的枯骨上去，‘是乃荡妇所为’，本志早已结结实实的骂过几次了。西文中并无楹联，先生说他‘未能逮我’，想来已经研究过，比较过。这种全世界博物院里搜罗不到的奇物，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录示一二，使记者等可以广广眼界，增些见识！”
　　凭着这种见识和勇气，站到北大的讲坛上去是没有问题的。平心而论，托名论战，并非正道，这恐怕算得上中国现代报刊业一次著名的炒作个案吧。但它的效果无庸置疑，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论战声中，高歌猛进，大获全胜。
　　刘半农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谈及“请名角帮忙”压阵，他为《新青年》请来了一个最大的名角——鲁迅。１９１８年之前，鲁迅还没有在《新青年》发表过作品，正是刘半农盛情相邀，《新青年》的广大读者才开始认识鲁迅。鲁迅亦声名大噪，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
　　
　　４，国外苦修
　　
　　踏入北大校门的刘半农却遭到英美派绅士的冷眼与嘲笑，理由是他连中学文凭都没有。博大包容的蔡元培看在眼里，他上报教育部，为刘半农争取到保送赴英国留学的名额。但此时刘半农已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位中学还差一年毕业的“小学教员”之活跃程度，远远超过那些一肚洋墨水的教授们。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大事更多，刘半农“坐守北大指挥部”，成为连接校园内外的枢纽。北大向教育部打报告，请求刘半农延期出国，被教育部拒绝。１９２０年春天，刘半农携其家小前往伦敦。
　　刘半农本有一女，不料到伦敦后又生下一对龙凤胎。一个人的奖学金要养活五口之家，得一个子儿掰成两半用。身处异乡的刘半农依然要保持旺盛斗志参与国内的文化运动，还要集中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于是，内心的苦恼、郁闷便只有托之于诗了。《１９２１元旦》这首诗的副题是“在大穷大病中”；《伦敦》一诗的副题是“一首昏乱的诗”。
　　“一盏雨点打花的路灯，／淡淡的照着我的门。／门里面是暗着，／最后一寸的蜡烛，／昨天晚上点完了！”（《稿子》）
　　诗歌发泄了刘半农的苦闷，同样也升华了他的精神境界，这才有华章《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横空出世。
　　１９２１年夏，刘半农离开居之不易的伦敦，来到巴黎大学。但生活的窘境没有丝毫改变。有一次，赵元任夫妇到巴黎看望刘半农，刘半农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家是“叫化子窝”。赵元任要拍照留念，刘半农连忙要儿子趴在地上，作乞讨状，惹得赵元任两口子乐不可支。
　　刘半农在国外的苦修成效显著。他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是“野心不能太大，太大仍不免逐渐缩水，不如当初就把自己看的小些，即在小事上做水磨功夫”，于是他选择了技术含量很高的语音实验学。１９２１年，他向蔡元培提出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他被吸收加入巴黎语音学会会员，其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膺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大奖的语言学家。他由此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创始人，把自南北朝以来历史悠久的中国音韵学推进成现代学科。
　　１９２６年，通过长达七个小时“气氛紧张”的答辩，近乎虚脱的刘半农由朋友搀扶着走出答辩现场。旋即，他戴上了法国国家文学博士的桂冠。
　　刘半农用他特有的精细耳朵和超人韧性，不断对汉语语音进行着科学实验。他天生就是属于汉语的。历经三千年的母语流淌在他的血液中，他知道如何来继承，如何去变革，让自己的母语在新的时代中焕发新的活力。他曾用一根直线型的音尺，记录声音的波动和轨迹。这架刘半农亲手制作的汉语声调测试仪器，至今还陈列于他的江阴故居。它在略显昏暗的展室里，浅浅而执着地散发着迷人的幽光。我感觉，它上面依附着制作者不朽的灵魂。
　　五四一代，至今仍矗立着中国现当代史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但中国文人自古即有“动口不动手”的陋习，离玄谈近，离事务远。刘半农这个跳出鸳鸯派、又是半路出家的作家，能够拳拳于此，且能做出这样切实的业绩，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５，诗人的平民本色
　　
　　刘复取笔名“半农”，表明他的眼光向下。穷困曾像幽灵一样缠着刘半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刘半农同样像幽灵一样注视着穷困，注视着社会的最底层。他的诗歌像《敲冰》《铁匠》《一个小农家的暮》《奶娘》《面包与盐》等等，都贯彻着诗人的平民本色和悲悯情怀。
　　“我睡着了?／还在呜呜的唱；／还在轻轻的拍，／我梦里看见拍着我自己的孩子，／他热温温的在我胸口睡着……／“啊啦！”孩子又醒了，／我，我的梦，也就醒了。”（《奶娘》）
　　在那样的年代，“奶娘”的形象难道不就是中国的形象么？频受外侮，黄金白银滚滚外流，自身却资源耗竭，民不聊生。这样的作品，不仅让鸳鸯蝴蝶派汗颜，就是胡适、郭沫若的新诗中，亦极少见。鲁迅缺乏写新诗的兴趣和才气；胡适名士气太足；徐志摩把情诗写得团团转；郭沫若过于张扬，诗歌大多声嘶力竭，气势是出来了，却很难让人回味。在新诗的早期，刘半农和闻一多的诗歌作品体现中国新诗人弥足珍贵的一面。
　　刘半农是五四时期最重视民歌、最先创作地道民歌体新诗的诗人，也是第一个对民歌进行学术调查的先驱者。他不遗余力地对江阴民歌、南方各地民歌、黄河纤歌、北京地区民歌以及西北少数地区民歌进行调查和记录。他曾三次回乡三次调查江阴民歌，把江阴西门外一位民间说唱艺人请到家中，酒饭相待，奉若上宾，被传为佳话。他认为，民歌“能用最自然的言辞，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抒发出来——歌谣之构成是信口凑合的，不是精心结构的。唱歌的人，目的既不在求名，更不在求利，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个人的情感自由抒发。而这有意无意的情感抒发，正的的确确切是文学上最重的一个原素”。他的《瓦釜集》，用江阴最流行的“四句头山歌”和方言写作，句式长短不齐，自铸新体，为新诗别开生面。
　　刘半农对民歌的重视赢得很多知名作家的赞赏，比如沈从文、周作人都给刘半农编辑的民诗集写过序言。他甚至被赵景深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彭斯”。徐志摩也曾答应为他的《扬鞭集》写序，却没有来得及。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８日，刘半农、徐志摩等一干子朋友在古玩家郑颖孙家聚会。席间徐志摩说，他明天清早六点坐飞机前往上海。刘半农嘱徐志摩注意安全，“飞空之戏，君自好之”。徐志摩开玩笑答道：“危险在所不免，我自甘之。我苟飞死，君当为我作挽联。”第二天，徐志摩即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开山。刘半农痛悼之：“一夕清谈成永诀，万山云雾葬诗魂。”
　　朴素伴随着刘半农的一生。在北大的时候，刘半农经常到赵元任家小坐饮茶。一天，适逢赵家来了一群青年学生。当赵元任介绍刘半农时候，他们难以置信眼前这个矮身、方头、憨态可掬、土里土气的老头子，竟然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待刘半农离去，他们凑在一起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传遍北大校园。
　　对于刘半农，北大英美派绅士们总是目之以“浅”。浅的证据有三，学历低，性天真，重民谣。即便拿了法国国家文学博士，人家看他还是初中差一年毕业，这叫先入为主。性喜幽默出语天真，他远远赶不上徐志摩，徐志摩曾在饭桌上很认真地问别人：“《金瓶梅》里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引得满座皆惊。重民谣正是刘半农的独到之处，当然，刘半农也有走火入魔的时候，过于追求“无不可入诗”，自己一个银盾被盗，亦赋诗一首：“大贼声中闹小贼，小贼偷了银盾去。银盾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红木板。”打油太甚，艺术价值几无，确显示出其“浅”的一面，好在这些诗不是他作品的主要部分。
　　鲁迅说，刘半农虽然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鲁迅曾“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评论胡适是门上黏一张小纸条“内无武器，请勿疑惑”，门是紧紧关闭；陈独秀是外面竖起一面大旗，上书“内皆武器，来者小心”，门是敞开着的；只有“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器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极为精当。而我对刘半农“浅”的理解是，他从不故作深沉，他是一个本色的人。
　　
　　６，得罪鲁迅
　　
　　刘半农在《新青年》时，是一个言必称鲁迅的“鲁迷”。鲁迅兄弟也和他关系密切，仅１９２６年，《鲁迅日记》中共有２５次提到刘半农的名字，其中１０处是有关两人书信往返的记录。刘半农是周氏兄弟住在绍兴县馆时的常客，以致于沈尹默、钱玄同、马幼渔笑他像《儒林外史》里面的那个成老爹，一天到晚往方老五家跑。这样，方老五成了鲁迅的别名。鲁迅喜欢刘半农，并不以为忤，１９２２年，他写的小说《端午节》，把其中一个带有自传性质的人物命名为方玄绰，便是对“方老五”这一绰号的认同。
　　刘半农与鲁迅交恶，始于一本叫《何典》的书。《何典》是一本用民间俗语写成的白话文章回小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特别推崇，说从中学到了写文章的秘诀。刘半农在旧书摊上意外发现这部书，买回家后为它添加了标点和注释，交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出版。刘半农请鲁迅为该书写一个题记，以达到促销目的。鲁迅一口气写了两篇：《<何典>题记》和《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对《何典》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
　　“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但到站直之后，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不过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这种文字当然距离刘半农的期望值太远，他心里很不高兴。鲁迅和刘半农都是直爽的人，鲁迅的直爽充满了智慧和原则性，所以他的直爽里有一种执着；刘半农的直爽却洋溢着性情和书生气，所以他的直爽里有一份散淡。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也是刘半农与鲁迅的差距所在。
　　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６日，鲁迅与许广平双双南下，刘半农和鲁迅从此再没有过直接联系。
　　鲁迅把广告文写成批判稿，刘半农虽然不高兴，但丝毫没有减少他内心对鲁迅的敬重。１９２７年，在北大任教的瑞典教授斯文&#8226;赫定，是诺贝尔奖评委之一。他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中国新文学之初就有这么好的机会，自然群情激奋。有人在积极为梁启超活动，而刘半农认定鲁迅才是最理想的候选人。他心里很着急，自己与鲁迅已有介蒂，不能直接说，他便在９月中旬北大青年教师魏建功的订婚宴上，委托台静农写信给鲁迅，告知此事。９月２５日，鲁迅给台静农回了那封著名的信：
　　“静农兄：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鲁迅先生或许想不到，这个“诺贝尔赏金”日后会成为困扰中国作家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鲁迅先生或许更想不到，中国新文学发展到今天，如果要选一个能当之无愧获得“诺贝尔赏金”的，仍然非他本人莫属。在拒绝诺贝尔奖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鲁迅的大智慧，他的大师风范。
　　１９２８年８月４日，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和夫人宴请鲁迅夫妇，邀郁达夫、刘半农、沈尹默、林语堂两口子、周建人作陪。场面却是出乎意料的尴尬。刘半农与鲁迅竟然无话可谈，敏感的鲁迅以为“沈刘两公”“必有什么东西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１９３０年初，北大学生请鲁迅回北大授课，鲁迅不愿意回去，他认为刘半农、钱玄同因怕鲁迅抢他们的饭碗，故意造谣说鲁迅在上海发了疯。同年４月，刘半农当上了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鲁迅事先得知，他写信给章廷谦：“半农玄同之拜帅，不知尚有几何时？有枪的也和有笔的一样，你打我，我打你，交通大约又阻碍了。”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鲁迅到北平探望母亲。刘半农很想去看他，后在朋友劝说下放弃了。年底，刘半农编辑《初期白话诗稿》，收录了８位白话诗人的２６件作品，没有他自己，其中选入了不擅长新诗的鲁迅两首，在序目中他写道：“鲁迅先生在当时做诗署名唐俟，那时他和周岂明先生同住在绍兴县馆，诗稿是岂明代抄，鲁迅自己写了个名字。现在岂明住在北平，鲁迅住上海，恐怕不容易再有那样合作的机会了。这一点稿子，也就很珍贵了。”这段平常的话，实际上是刘半农对与鲁迅过从甚密时的追怀。相见不如怀念，他和鲁迅果真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但论战没有结束。１９３３年，刘半农在《论语》第２６期上，以打油诗的方式对学生答卷中的用词进行挖苦和批评。鲁迅看不惯这种作派，撰文予以驳斥。这是鲁迅唯一一次公开发表文章批驳刘半农。他对刘半农的失望也到了极点。
　　刘半农病逝后，李小峰请鲁迅写一篇悼文。鲁迅立即写了一篇“不见得是好话，但也未必是坏话”的《忆刘半农君》。文中有一段话是我们了解鲁迅与刘半农关系的钥匙：“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与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原来，鲁迅一直希望刘半农与他并肩作战，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其实，刘半农的战斗精神并没有泯灭，但要他和鲁迅先生一样“一个都不宽恕”，做时代的“投枪和匕首”，以刘半农的性格和追求，确乎勉为其难。
　　
　　７，为妓女写传
　　
　　赛金花是晚清民初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名妓女。她１５岁时嫁给前科状元洪钧为妾，跟着洪钧远走俄、德、奥、荷等欧洲诸国。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华，赛金华因通西语而与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打得火热，据传，她在瓦德西面前大吹枕头风，让联军少侵扰、虐待百姓，并促成辛丑议和。京城百姓对之颇有感激之情。文人作家也一哄而上，《孽海花》《九尾龟》对她都有出神入化的描写。
　　赛金花经过三次婚姻，晚年住在北平前门外居仁里，早已花容失色、贫困不堪，没人问津，跟随者唯一名叫顾妈的仆人。１９３２年，赛金花的行踪被《实报》的狗仔队队长管翼贤发现。管翼贤曾留学日本，办报纸很有一套，他创办的《实报》虽是一张四开小报，但由于以迎合读者口味为宗旨，吸引了大批市民，后堕落为汉奸，被处死。管翼贤发现这么大一个线索，觉得自己一张小报，实力不够，马上约了北京《晨报》、天津《庸报》、《大公报》、《北京晚报》的记者们一同到居仁里访问。京城一时纸贵，赛金花重振雌威，各界、各业、社会各阶层人士争欲一睹而后快。而管翼贤俨然成为赛金花的总管和经纪人，他每当要宴请重要宾客，必邀赛金花陪席；如果有名流或因应酬多，或因架子大，不愿意来，只要一听说赛金花在座，无不屁颠颠地赶过来，即使大文人如胡适、傅斯年亦不能免俗。
　　刘半农就是在管翼贤邀约下列席而见到赛金花的。刘半农觉得小说、传闻与赛金花本人距离很大，而且听说有人要给她写法文的传记，他便和弟子戴鸿逵商议，先下手为强，写一个国文的传记出来再说。他们凡十余次把赛金花请到好友郑颖孙家，对她进行访谈，由戴鸿逵笔录，遂成《赛金花本事》。该书在刘半农殁后出版于北平。
　　刘半农要写《赛金花本事》的消息，让很多名流觉得不可思议。胡适就酸溜溜地说：“大学教授为妓女写传，史无前例。”
　　《赛金花本事》的初衷是想把一个传奇女子还原成普通女人。刘半农说，２０世纪初，中国出了两个活宝，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前者是西太后慈禧，后者就是名妓赛金花。为这么一个可怜的女人作传，体现了刘半农一贯的胸襟和胆识。
　　“十七年的色笑生涯，只是一片过眼烟花而已，昔日豪华今已风流云散，世情如纸，淡薄空清，人生原不可以留恋在繁华里。”
　　借赛金花之口，道出的是人同此心的世间况味。
　　
　　８，墓志铭
　　
　　１９３４年６月，刘半农率助手白涤州、沈仲章等人赴西北调查，准备用最新的科学方法记录当地歌谣土风。行前，三弟北茂劝其不宜远行，因为他心脏不好。刘半农执意前行。６月２０日至２４日，经包头、绥远、安北、五原、临河、固阳、萨县、托县等地，用录音机录得民歌７筒；２４日到呼和浩特，随后７天又走了武川、丰镇、集镇、陶林、兴和、清水、凉城，收录歌谣５筒；７月５日抵大同，花两天时间调查了山西、雁北十三县方言，收录民歌５筒。９日清早前往张家口第一师范演讲，随即病倒。当夜回京，先被误诊为感冒；到１４日才被确诊为回归热，下午２时即遽然而逝。这个病是一只小小的包头虱子送给刘半农的礼物。
　　刘半农追悼会由北大校长蒋梦麟主持。主要发言的是胡适、钱玄同、周作人。他们对刘半农在《新青年》和北大时期推进新文化运动、建立实验语音学等业绩一闪而过，而对《桐花芝豆堂》诗集中那些打油佳句却赞不绝口。一些挽联在悲哀中透出滑稽的面目来，如林语堂的“著作等身、死了倒也呒啥”，吴稚晖的“还赖人偏要早死，倒霉国实在伤心”，胡适的“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当中无人不念半农”等，念则念矣，骨子里的轻看仍一目了然。
　　刘半农墓在北京香山玉皇顶南岗的木兰坨。蔡元培和周作人分别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周作人言：“君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劳苦，专治语音学，多所发明。又爱好文学、美术，以余力照相，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与人交游，和易可爱，善诙谐，老友或与戏谑以为笑。及今思之，如君之人已不可再得。”写得比较全面、客观。而蔡元培认为刘半农融汇了科学家与文学家两种精神，既善于机械的实验，又有高蹈之风，“张弛自由，最为难得”。评价亦很中肯。
　　在人们看来，刘半农算不上大师级人物，一来由于他性格天真、兴趣广泛，精力比较分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英年早逝，让他留下许多未竟之业。但刘半农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一百年、一千年之后，好多红极一时的现当代作家都会被无情地遗忘，刘半农却将永远被人记住——他是“她”的发明者。
　　“她”无疑是２０世纪中国最独特的发明，它使得“他”与“她”和西方的“he”与“she”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没有“她”的汉语始终是残缺的。
　　她”由刘半农发明出来并不偶然，因为刘半农拥有那个时代最健康的女性观念、最豁达的胸怀和最敏感的表现力。有人说，“她”的发明遮蔽了刘半农在其他领域的成就。此言差矣。我以为，不是遮蔽，而是凸显，是凝聚。刘半农在文学、语音学等领域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加上他人生观、性情等各方面的冶炼，其放射出的灿烂光华统统凝聚在一个字上，“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与完善、对中国特有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
　　

知道刘先生, 是个美丽的误会.

不记得在哪本书上看到他写的这么一首诗:

是谁把心里相思, 种成红豆; 待我来碾豆成尘, 看还有相思没有? 是谁把空中明月, 捻得如钩? 待我来捻钩作镜,看永久团圆能否？

人说少女情怀总是诗, 所以在年少时看到这样的句子, 那叫个芳肠寸断啊, 于是就记住了这诗和作者的名字,也才开始了解他.

直到N久之后某一天才发现原来写诗的不是此刘而是彼刘, 是刘大白, 于是忍不住笑了, 同时又开始知道另外一个刘先生了

[ 本帖最后由 小舞 于 2007-8-30 14:15 编辑 ]

唱过《教我如何不想她》。。。。。。。。

学声乐的第一首歌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引起我的无边追忆了，感谢楼主.

原帖由 小舞 于 2007-8-17 10:42 发表
知道刘先生, 是个美丽的误会.

不记得在哪本书上看到他写的这么一首诗:

是谁把心里相思, 种成红豆; 待我来碾豆成尘, 看还有相思没有? 是谁把空中明月, 捻得如钩? 待我来捻钩作镜,看永久团圆能否？

人说 ...

嘿嘿，五妹，少女情怀总是诗哦

想不到刘天华也是半农先生的近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