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大家要求贴：追风筝的人（全文）

　　隔日清早，我坐在房间中间，拆开一个又一个礼品盒子。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费劲，因为我总是兴味索然地看上一眼，就将礼物丢到屋角去。它们在那边积成一堆：宝丽莱相机，变频收音机，精巧的电动列车组合玩具——还有几个装着现金的信封。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花那些钱，不会听那个收音机，而那辆电动列车也不会在我房间中爬上它的轨道。我不想要这些东西——这些全都是血腥钱；而且，若非我赢得风筝大赛，爸爸根本就不会替我举办那么一场宴会。




　　爸爸给了我两件礼物。一辆崭新的施温·斯丁格雷［1］Schwinn Stingray，美国著名高档自行车品牌。［1］，自行车之王，毫无疑问会让临近的小孩垂涎三尺，喀布尔拥有新斯丁格雷的孩子寥寥无几，如今我也跻身其中了。它的手把高高升起，握柄由黑色橡胶制成，还有个蜚声久远的香蕉型车座，轮辐是金色的，钢做的车身是红色的，赭红色，像鲜血那样。换成别的孩子，恐怕会立即跳上去，骑着它招摇过市。几个月前的我也许会这么做。

　　“你喜欢吗?”爸爸斜倚在我房间门口问。我露出温顺的笑容，匆匆说了声“谢谢”。我多希望我能多说几句话。

　　“我们可以去骑骑。”爸爸说。他在邀请我，不过并非真心实意。

　　“再说吧，我有点累了。”

　　“好的。”爸爸说。

　　“爸爸?”

　　“怎么?”

　　“谢谢你的烟花。”我说。我在感谢他，不过并非真心实意。

　　“好好休息吧。”爸爸说，朝他房间走去。

　　爸爸给我的另一件礼物——他甚至不愿意等我打开它——是手表。表面是蓝色的，金色的指针呈闪电状。我甚至都没试着戴一下，就将其扔到角落那堆玩具中去。惟一没有被扔到那堆东西里去的礼物是拉辛汗的皮面笔记本，只有它不像是血腥钱。

　　我坐在自己的床沿，双手打开笔记本，想着拉辛汗提起荷麦拉的故事，被他父亲逐走是她最好的下场。她会受苦的。好比霍玛勇叔叔的投影机被同一面幻灯片卡住，总有个画面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哈桑，他低着头，端饮料服侍阿塞夫和瓦里。兴许那是最好的结局，既可减少他的伤痛，也可缓和我的苦楚。不管怎样，事情变得清楚起来：我们有一个必须离开。

　　那天午后，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骑上那辆施温自行车。我绕着那个街区骑了好几圈，然后回家。我骑上那条车道，通向后院，哈桑和阿里正在那儿打扫昨夜宴会留下的一片狼藉。院子里到处是纸杯、揉成一团的纸巾，还有空空如也的汽水瓶。阿里正把椅子折叠起来，放到墙边去。他看见我，招招手。

　　“你好，阿里。”我挥着手说。

　　他举起一只手指，让我稍等，接着走进他住那间屋子。片刻之后，他手里拿着某些东西走出来。“昨晚我和哈桑找不到机会把这份礼物给你，”他说着交给我一个盒子，“它太普通，配不上你，阿米尔少爷。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喜欢它。生日快乐。”

　　我喉咙一哽。“谢谢你，阿里。”我说。我宁愿他们什么也没给我买。我打开盒子，看到一本崭新的《沙纳玛》，硬皮的，每页的下方附有精美的彩色插图。这张是菲兰吉凝望她刚出世的儿子凯寇斯劳；那张是阿佛拉西雅手执利剑，胯骑骏马，领军前进。当然还有罗斯坦给他儿子，勇士索拉博以致命一击。“真漂亮。”我说。

　　“哈桑说你那本又旧又破，还掉了一些书页。”阿里说，“这本书里面全部图画都是用钢笔和墨水手绘的。”他骄傲地补充说，望着这本他和他的儿子都看不懂的书。

　　“它很可爱。”我说。确实很可爱。甚至也不便宜，我怀疑。我想告诉阿里，书没有配不上我，是我配不上他们的礼物。我重新跳上那辆自行车。“替我谢谢哈桑。”我说。

　　我终究将这本书扔在屋角那堆礼物上面。可是我的眼睛总是忍不住看向它，所以我将它埋在下面。那夜睡觉之前，我问爸爸有没有看到我的新手表。

　　翌日清早，我在房间里等着阿里清理完厨房用过早餐的桌子。等着他把盘碗洗好，把灶台抹净。我倚窗等着，直到望见阿里和哈桑推着那辆空的独轮车，到市场去购买杂货。

　　然后，我从那堆礼物中拣起数个装着钞票的信封和那个手表，蹑手蹑脚走出去。路过爸爸书房时，我停下来听听动静。整个早上他都在那儿打电话，现在他正跟某人说话，有一批地毯预计下星期到达。我走下楼梯，穿过院子，从枇杷树后进入阿里和哈桑的房间。我掀起哈桑的毛毯，将新手表和一把阿富汗尼钞票塞在下面。

　　我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敲敲爸爸的房门，说了那个谎——我希望这是一长串可耻的谎话中最后一个。

　　透过卧房的窗户，我看见阿里和哈桑推着独轮车，载满牛肉、馕饼、水果、蔬菜，推上车道。我看见爸爸从屋子里出现，朝阿里走过去。他们的嘴巴说着我听不见的话，爸爸指了指屋子，阿里点点头。他们分开。爸爸走回屋子，阿里随着哈桑走进他们的斗室。

　　隔了几分钟，爸爸敲敲我的房门。“到我的办公室来，”他说，“我们得坐下来，把这件事处理好。”

　　我走到爸爸的书房，坐在一只皮沙发上。约莫过了三十分钟，哈桑和阿里也来了。

　　他们双眼红肿，我敢肯定他们一定哭过。他们手拉手站在爸爸面前，而我则寻思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具有造成这种痛苦的能力。

　　爸爸开门见山，问道:“钱是你偷的吗?你偷了阿米尔的手表吗，哈桑?”

　　哈桑的回答简单得只有一个字，以他嘶哑孱弱的声音说:“是。”




　　我身体紧缩，好似被人扇了个耳光。我的心一沉，真话差点脱口而出。我随即明白：这是哈桑最后一次为我牺牲。如果他说“不是”，爸爸肯定相信，因为我们都知道哈桑从来不骗人。若爸爸相信他，那么矛头就转向我了，我不得不辩解，我的真面目终究会被看穿，爸爸将永远永远不会原谅我。这让我明白了另外的事情：哈桑知道。他知道我看到了小巷里面的一切，知道我站在那儿，袖手旁观。他明知我背叛了他，然而还是再次救了我，也许是最后一次。那一刻我爱上了他，爱他胜过爱任何人，我只想告诉他们，我就是草丛里面的毒蛇，湖底的鬼怪。我不配他作出的牺牲，我是撒谎蛋，我是骗子，我是小偷。我几乎就要说出来，若非心里隐隐有高兴的念头。高兴是因为这一切很快就要终结了，爸爸会赶走他们，也许会有些痛苦，但生活会继续。那是我所想要的，要继续生活，要遗忘，要将过去一笔勾销，从头来过。我想要能重新呼吸。

　　然而爸爸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话:“我原谅你。”

　　原谅?可是盗窃是不能被原谅的罪行啊，是所有罪行的原型啊。当你杀害一个人，你偷走一条性命，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诈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没有比盗窃更十恶不赦的事情了。难道爸爸没有将我抱在膝盖上，对我说出这番话吗?那么他对哈桑怎么可以只是原谅了事?而且，如果爸爸肯原谅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为何不肯原谅我，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成为他所期许的儿子?为什么……

　　“我们要走了，老爷。”阿里说。

　　“什么?”爸爸脸色大变。

　　“我们没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阿里说。

　　“可是我原谅他了，阿里，你没听到吗?”爸爸说。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过日子了，老爷。我们要走了。”阿里把哈桑拉到身旁，伸臂环住他儿子的肩膀。这是个保护的动作，我知道阿里对哈桑的保护是在抵御什么人的伤害。阿里朝我瞟来，带着冷冷的、不可谅解的眼神，我明白哈桑告诉他了。他把一切都告诉他了，关于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对他所做的事情，关于那只风筝，关于我。奇怪的是，我很高兴终于有人识破我的真面目，我装得太累了。

　　“我不在乎那些钱或者那个手表。”爸爸说，他手掌朝上，张开双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你说‘不可能’是什么意思?”

　　“很抱歉，老爷。可是我们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已经决定了。”

　　爸爸站起身来，悲伤的神情溢于言表:“阿里，我给你的还不够多吗?我对你和哈桑不好吗?我没有兄弟，你就是我的兄弟，阿里，你知道的。请别这样做。”

　　“我们已经很为难了，别让事情变得更难，老爷。”阿里说。他嘴巴抽搐，我看见了他痛楚的表情，正是那个时候，我才明白自己引起的痛苦有多深，才明白我给大家带来的悲伤有多浓，才明白甚至连阿里那张麻痹的脸也无法掩饰他的哀愁。我强迫自己看看哈桑，但他低着头，肩膀松垮，手指缠绕着衬衫下摆一根松开的线。

　　现在爸爸哀求着:“告诉我为什么，我得知道!”

　　阿里没有告诉爸爸，一如哈桑承认偷窃，没有丝毫抗辩。我永远不会知道那究竟是为什么，但我能够想像，他们两个在那间昏暗的斗室里面，抹泪哭泣，哈桑求他别揭发我。但我想像不出，是什么样的自制力才会让阿里缄口不言。

　　“你可以送我们去汽车站吗?”

　　“我不许你这么做!”爸爸大喊，“你听到了吗?我不许你这么做!”

　　“尊敬的老爷，你不能禁止我任何事情了，”阿里说，“我们不再为你工作了。”

　　“你们要去哪儿?”爸爸问，他的声音颤抖着。

　　“哈扎拉贾特。”

　　“去你表亲家?”

　　“是的，你可以送我们去汽车站吗，老爷?”

　　接着我看到爸爸做了我之前从未见过的事情：号啕大哭。见到大人哭泣，我被吓了一跳。我从未想到爸爸也会哭。“求求你。”爸爸说。可是阿里已经走到门口，哈桑跟在他后面。我永远不会忘记爸爸说出那话的神情，那哀求中透露的痛苦，还有恐惧。

　　喀布尔的夏天罕得下雨，天空一碧如洗，阳光像烙铁般灼痛后颈。整个春天我和哈桑在溪流打水漂，到得夏天它们也干涸了。黄包车嗒嗒走过，扬起阵阵灰尘。午间祈祷时分，人们到清真寺去行十次“晌礼”，跟着随便找个荫凉的地方躲进去，等待傍晚的凉意。夏天意味着漫长的学校生活，坐在密不透风的拥挤教室里面，浑身大汗地学着背诵《可兰经》的经文，和那些饶舌而奇怪的阿拉伯单词作斗争；夏天意味着听毛拉念念有词，用手掌拍死苍蝇；意味着一阵和风吹过，带来操场那边厕所的粪便气味，在那形影相吊的歪斜篮球架旁边吹起尘雾。

　但爸爸送阿里和哈桑去车站那天下午，天下雨了。雷轰电闪，天空灰沉沉的。顷刻之间，大雨倾盆而至，哗哗的雨声在我耳边回荡。

　　爸爸本来要亲自送他们到巴米扬，但阿里拒绝了。透过我的卧房那扇被雨水湿透的模糊窗户，我看见阿里拖着个孤零零的箱子，里面装着他们全副身家，走向爸爸停在大门外的轿车。哈桑的毯子紧紧卷起来，用绳子系住，背在他身后。他把所有的玩具都留在那间四壁萧


然的斗室了，隔天我发现它们堆在屋角，如同我房间里面的生日礼物。

　　雨珠刷刷流下我的窗户。我看见爸爸将行李厢的门摔上。他浑身湿透，走向驾驶座那边，斜倚着身子，向后座的阿里说些什么，也许是作最后的努力，以便让他回心转意。他们那样交谈了片刻，爸爸身上湿淋淋的，弯下腰，一只手放在轿车的顶篷上。但当他站起身来，我从他松垮的肩膀看出，我与生俱来的那种熟悉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爸爸上车，车前灯亮起，在雨水中照出两道灯光。如果这是哈桑跟我过去常看的印度电影，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跑出去，赤裸的双脚溅起雨水。我应该追逐着轿车，高声叫喊，让它停下来。我应该把哈桑从后座拉出来，告诉他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的眼泪会跟雨水混在一起。我们会在如注大雨中拥抱。可这不是印度电影。我很抱歉，但我不会哭喊，不会追逐那辆轿车。我看着爸爸的轿车驶离路边，带走那个人，那个平生说出的第一个字是我名字的人。我最后一次模糊地瞥见哈桑，他瘫坐在后座，接着爸爸转过街角，那个我们曾无数次玩弹珠的地方。

　　我退后，眼里只见到玻璃窗外的雨水，看上去好像熔化的白银。

　　1981年3月有个年轻的妇女坐在我们对面。她穿着一身橄榄绿服装，黑色的披肩将面部包得严严实实，以抵御深夜的寒意。每逢卡车急刹或颠簸过路面的凹陷，她就会出声祈祷，每次汽车的高低起伏总伴随着她的“奉安拉之名”。她的丈夫身材矮壮，穿着破旧的裤子、天蓝色的长袍，一手抱着婴儿，空出来的那只手用拇指转动着念珠。他嘴唇开合，默默祈祷。同行的还有其他人，总共十来个，包括爸爸跟我，行李箱放在我们两腿之间，盘膝坐在被帆布包起来的后斗上，跟这些陌生人挤在一起，搭乘这辆破旧的俄国卡车。




　　我们凌晨两点离开喀布尔，自那时起我的内脏就已经翻江倒海。虽然爸爸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在他眼里，晕车是孱弱无能的表现——这可以从他的脸色看出来，有好几次，我的胃收缩得厉害，忍不住呻吟，他的表情很尴尬。那个拿着念珠的矮壮男人——在祈祷的那个妇女的丈夫——问我是不是要吐了，我说可能是。爸爸把头别开。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敲敲驾驶室的窗门，要求司机停下来。司机卡林是个黑瘦的汉子，一张老鹰般的脸上留着小胡子，他摇摇头。

　　“我们离喀布尔太近了。”他大喊，“让他撑住。”

　　爸爸低声咕哝了几句。我想告诉他我很抱歉，但刹那间我满嘴唾液，喉底尝到胆汁的苦味。我转过身，揭起帆布，在行进的卡车一边呕吐起来。在我身后，爸爸正向其他乘客赔不是，仿佛晕车是犯罪，仿佛人们到了十八岁就不应该晕车。我又吐了两次，卡林这才同意停车，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担心我弄脏他的车，他赖以谋生的工具。卡林是个蛇头，从被俄国人占领的喀布尔，将人们偷偷运到相对安全的巴基斯坦，这在当时可是日进斗金的生意。他把我们载往喀布尔西南170公里外的贾拉拉巴特，他的堂兄图尔在那边接应，负责再送逃难的人一程，他有一辆更大的卡车，会载着我们通过开伯尔隘口［1］Kyber Pass，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重要隘口，长60公里。［1］，去往白沙瓦［2］Peshawar，巴基斯坦中部城市。［2］。

　　卡林把车停在路旁，这时我们在玛希帕瀑布以西数公里的地方。玛希帕——它的意思是“飞翔的鱼儿”——是一处山峰，壁立千仞，俯览着下面1967年德国人为阿富汗援建的水电站。数不清有多少次，爸爸跟我路过那座山峰，前往贾拉拉巴特，那个遍地柏树和甘蔗的城市是阿富汗人过冬的胜地。

　　我从卡车后面跳下去，跌跌撞撞走到路边布满尘灰的护栏。我嘴里涨满了唾液，那是快要呕吐的征兆。我蹒跚着走近悬崖边，下面的深渊被黑暗吞噬了。我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做好呕吐的准备。在某个地方传来树枝劈啪作响的声音，还有猫头鹰的叫声。寒风微微拂动树枝，吹过山坡上的灌木丛。而下面，水流在山谷淌动，传来阵阵微弱的声音。

　　我站在路肩上，想起我们如何离开家园，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仿佛我们只是外出下馆子：厨房的洗碗盆堆放着沾有肉丸夹饼残渣的盘子，盛满衣物的柳条篮子摆在门廊，被褥还没叠好，衣橱里挂着爸爸做生意穿的套装。起居室的墙上仍挂着壁毯，我妈妈的图书仍拥挤地占据着爸爸书房里的架子。我们出逃的迹象很微妙：我父母的结婚照不见了，爷爷跟纳达尔国王站在死鹿之前合影的那张老照片杳然无踪。衣橱里少了几件衣服。五年前拉辛汗送我的那本皮面笔记本也消失了。

　　早晨，贾拉鲁丁——五年来的第七个仆人——兴许会以为我们出去散步或者兜风。我们没有告诉他。在喀布尔，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为了获得悬赏或者因为受到威胁，人们彼此告密：邻居告发邻居，儿童揭发父母，兄弟陷害兄弟，仆人背叛主人，朋友出卖朋友。我想起歌手艾哈迈德·查希尔，他在我13岁生日那天弹奏手风琴。他和几个朋友开车去兜风，随后有人在路边发现他的尸体，有颗子弹射中他的后脑。那些人无所不在，他们将喀布尔人分成两派：告密的和没有告密的。最麻烦的是，没有人知道谁属于哪一派。裁缝给你量身时，你几句无心快语可能会让你身处波勒卡其区的黑牢。对卖肉的老板抱怨几句宵禁，你的下场很可能是在牢栏之后望着俄制步枪的枪管。甚至在吃晚饭的桌子上，在自家的屋子里，人们说话也得深思熟虑——教室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教小孩监视父母，该监听些什么，该向谁告发。

　　我三更半夜在这路边干什么呢?我应当躺在床上，盖着毯子，身旁放着一本毛边的旧书。这肯定是一场梦，肯定是。明天早晨，我会醒来，朝窗外望出去：人行道上没有那些阴沉着脸的俄国士兵在巡逻；没有坦克在我的城市里面耀武扬威，它们的炮塔活像责难的手指那样转动；没有断壁残垣，没有宵禁，没有俄国军队的运兵车在市场上迂回前进。这时，我听到爸爸和卡林在我身后讨论到了贾拉拉巴特的安排，持续了一根烟的时间。卡林一再向爸爸保证，他的兄弟有辆“很棒的、质量一流的”大卡车，到白沙瓦去可谓轻车熟路。“他闭上眼也能把你们送到那儿。”卡林说。我听见他跟爸爸说，他和他的兄弟认识把守关卡的俄国和阿富汗士兵，他们建立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这不是梦。一架“米格”战斗机突然从头顶呼啸而过，仿佛在提醒这一切都是真的。卡林扔掉手里的香烟，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指向天空，做出射击的姿势，他朝那架米格吐口水，高声咒骂。

　　我想知道哈桑在哪里。跟着，不可避免地，我对着杂草丛吐出来，我的呕吐声和呻吟声被米格震耳欲聋的轰鸣淹没了。

　　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停在玛希帕的检查站。司机没熄火，跳下车去问候走上前来的声音。鞋子踏上沙砾。短促的低声交谈。火机打火的声音。“谢谢。”有人用俄语说。




　　又一声打火的火机声。有人大笑，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劈啪声让我跳起来。爸爸伸手按住我的大腿。发笑的那个男人哼起歌来，带着厚厚的俄国口音，含糊走调地唱着一首古老的阿富汗婚礼歌谣：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鞋子踏上柏油路。有人掀开悬挂在卡车后面的帆布，探进三张脸。一张是卡林，其他是两个士兵，一个阿富汗人，另外的是一个咧嘴而笑的俄国佬，脸庞像牛头犬，嘴巴叼着香烟。在他们身后，一轮明月高悬在空中。卡林和那个阿富汗士兵用普什图语谈了几句。我听到一点——有关图尔和他的霉运。俄国士兵把头伸进卡车的后斗，他哼着那首婚礼歌谣，手指敲打着卡车的后挡板。虽然月色昏暗，我还是能看到他的炯炯目光，扫视过一个又一个的乘客。尽管天气寒冷，他的额头仍有汗珠渗出。他的眼光落在那个戴着黑色披肩的妇女身上，他眼睛死死盯着她，朝卡林说了几句俄语。卡林用俄语简略地回答。那士兵听了之后转过身，更简略地咆哮了一下。阿富汗士兵也开口说话，声音低沉，晓之以理。但俄国士兵高声说了几句，他们两个畏缩了。我能感到身旁的爸爸变得紧张起来。卡林假咳几声，低下脑袋，他说俄国士兵想与那位女士单独在卡车后面相处半个钟头。

　　那年轻的妇女拉下披肩，盖住脸，泪如泉涌。她丈夫膝盖上那个婴孩也哭喊起来。那个丈夫的脸色变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样苍白，他跟卡林说，求求那个“士兵老爷”发发善心，也许他也有姐妹，也有母亲，也许他还有妻子。俄国佬听卡林说完，连珠炮般叫嚣了几句。

　　“这是他放我们通过的代价，”卡林说，他不敢正视那丈夫的眼光。

　　“但我们已经付出可观的报酬，他得到了一大笔钱。”丈夫说。

　　卡林跟俄国士兵交谈。“他说……他说任何代价都有一点附加税费。”

　　那当头，爸爸站起身。这回轮到我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了，可是爸爸将其抹开，拔起腿来，他站立的身影挡住了月光。“我要你跟这个家伙说几句，”爸爸说，他在跟卡林说话，但眼睛直望着那个俄国兵，“你问他的羞耻到哪里去了。”

　　他们交谈。“他说这是战争。战争无所谓羞耻。”

　　“跟他说他错了。战争不会使高尚的情操消失，人们甚至比和平时期更需要它。”

　　你每次都得充好汉不可吗?我想，心怦怦跳。你就不能忍哪怕一次吗?但我知道他不会——忍气吞声不是他的本性。问题是，他的本性正要送我们上西天。

　　俄国兵对卡林说了什么，嘴角露出一丝邪笑。“老爷，”卡林说，“这些俄国佬跟我们不同，他们不懂得尊重、荣誉是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在你脑袋射颗子弹一定很爽，就像……”卡林说不下去，但朝那个被士兵看中的女人努努嘴。那士兵弹掉手里还没吸完的香烟，取下他的手枪。看来爸爸要死在这里了，我想，事情就会这么发生。在我的脑海里，我念了一段从课堂上学来的祈祷。

　　“告诉他，我就算中了一千颗子弹，也不会让这龌龊下流的事情发生。”爸爸说。我的心思一闪，回到六年前那个冬天。我，在小巷的拐角处窥视。卡莫和瓦里把哈桑按在地上，阿塞夫臀部的肌肉收紧放松，他的屁股前后晃动。我算哪门子英雄?只担心风筝。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

　　脸庞像牛头犬的俄国兵举起他的枪。

　　“爸爸，坐下吧，求求你，”我说，拉着他的衣袖，“他真的会朝你开枪。”

　　爸爸将我的手打开。“我什么也没教过你吗?”他生气地说，转向那个一脸坏笑的士兵，“告诉他最好一枪就把我打死，因为如果我没有倒下，我会把他撕成碎片。操他妈的。”

　　听完翻译，俄国兵狞笑依然。他打开保险栓，将枪口对准爸爸的胸膛。我的心快要跳出喉咙，用双手把脸掩住。

　　枪声响起。

　　完了，完了。我十八岁，孤身一人，在这世上举目无亲。爸爸死了，我得埋葬他。把他埋在哪里呢?埋完之后我该去哪里呢?

　　但我睁开眼睛，看到爸爸仍站着，脑里这些盘旋的念头停止了。我看见又一个俄国兵，还有其他人。他的枪口朝天，冒出一阵烟雾。那个要射杀爸爸的士兵已经把他的武器收好，立正敬礼。我从未像此刻一样，又想笑又想哭。

　　第二个俄国军官头发灰白，身材魁梧，用一口破法尔西语对我们说话。他为他手下的所作所为道歉，“俄国送他们来这里战斗，”他说，“但他们只是孩子，一来到这里，他们就迷上了毒品。”他恨恨地望着那个年轻的士兵，如同严父被儿子的行为不端激怒。“这个家伙现在药性发作。我会试试阻止他……”他挥手让我们离开。

　　顷刻之后，我们的车开走了。我听到一声大笑，跟着传来第一个士兵的声音，含混而走调地唱着那古老的婚礼歌谣。

　　我们在路上默默行进了十五分钟，那年轻妇女的丈夫突然站起来，做了一件在他之前我曾见到很多人做过的事情：他亲了爸爸的手。

　　图尔的霉运。在玛希帕那边，我不是从短暂的交谈中听到过这句话吗?

　　大约在太阳上山之前一个钟头，我们驶进了贾拉拉巴特。卡林匆匆将我们从卡车领进一


座房子。那是单层的平房，位于两条土路的交叉处，路的两边是平房，还有没开门的商店，种着合欢树。我们拖着行李走进屋子里头，我拉起衣领，以抵御严寒。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有萝卜的味道。

　　我们刚进入那间昏暗且一无所有的房间，卡林就把前门锁上，拉上那代替窗帘的破布。跟着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告诉我们坏消息。他的兄弟图尔没法送我们去白沙瓦。上个星期，他那卡车的发动机坏了，图尔还在等零件。

　　“上星期?”有人叫道，“要是你知道这事情，为什么还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一阵急遽的动作。随后有个模糊的身影穿过房间，接下来我看到的事情是，卡林猛然撞在墙上，爸爸的双手掐住他的脖子。

　　“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爸爸愤怒地说，“因为他要赚这一程的车费，他只在乎这个。”卡林发出哽咽的声音，唾液从嘴角流出来。

　　“把他放下来，老爷，你会杀了他的。”有个乘客说。

　　“我正要这么做。”爸爸说。这个屋子里面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是，爸爸并非在开玩笑。卡林脸色涨红，双脚乱踢。爸爸仍掐着他，直到那个年轻的妈妈，被俄国兵看中那个，求他放手。

　　爸爸终于放手，卡林瘫倒在地板上，翻滚喘气，房间安静下来。不到两个钟头之前，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的清白，爸爸甘愿吃一颗子弹。而如今，若非同一个女人的求情，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个汉子掐死。

　　隔壁传来一阵敲打的声音。不，不是隔壁，是地下。

　　“那是什么?”有人问。

　　“其他人，”卡林呼吸艰难地喘息着，“在地下室。”

　　“他们等多久了?”爸爸说，眼睛盯着卡林。

　　“两个星期。”

　　“我记得你说过那辆卡车是上星期坏的。”

　　卡林揉揉脖子，“应该是再上一个星期的事情。”

　　“多久?”

　　“什么?”

　　“要过多久零件才会到?”爸爸咆哮了。卡林身子一缩，但哑口无言。我很高兴身边漆黑一片，我可不想看到爸爸杀气腾腾的凶相。

　　卡林打开门，门后是通往地下室的破楼梯，一股像霉菌的潮湿臭味扑鼻而来。我们一个个下去，楼梯被爸爸压得吱嘎作响。站在寒冷的地下室里面，我感到黑暗中有很多双一眨一眨的眼睛在看着我们。我看见房间到处有人蜷缩着，两盏昏暗的煤油灯将他们的身影投射在墙上。地下室的人窃窃私语，除此之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滴水的声音，还有刮擦声。

　　爸爸在我身后叹了口气，把行李包扔下。

　　卡林告诉我们，应该再过几天，卡车就可以修好了。那时我们便可前往白沙瓦，奔上那通往自由和安全的旅途。

　　接下来那个星期，地下室就是我们的家；到了第三晚，我发现了刮擦声的来源：老鼠。

　　待得眼睛适应了黑暗，我数出地下室里面约莫有三十个难民。我们肩挨着肩，倚墙而坐，吃着饼干、面包，配以椰枣和苹果。第一天夜里，所有的男人在一起祷告，当中有个问爸爸为什么不加入,“真主会拯救我们所有人，你怎么不向他祷告呢?”

　　爸爸重重哼了一声，伸伸他的双腿。“能够救我们的是八个气缸和一个好的化油器。”这句话让其他人说不出话来，再也不提真主的事。

　　第一天夜里稍晚的时候，我发现卡莫和他父亲藏身在我们这群人之间。看到卡莫坐在地下室里面，距我只有数尺之遥，这太让我吃惊了。但当他和他的父亲走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卡莫的脸，真的看见了……

　　他枯萎了——显然没有其他词可以代替这个。他双眼空洞地看着我，丝毫没有认出我。他耷拉着肩膀，脸颊凹陷，似乎已经厌倦了附在下面的骨头上。他的父亲在喀布尔有座电影院，正在跟爸爸诉苦，三个月前，他的妻子在庙里，被一颗流弹击中，当场毙命。然后他跟爸爸说起卡莫，我零星听到一点：不该让他一个人去的……你知道，他那么俊美……他们有四个人……他试图反抗……真主……血从那儿流下来……他的裤子……不再说话……目光痴呆……

　　我们在地下室与老鼠做伴一个星期之后，卡林说没有卡车了，卡车没法修。

　　“还有另外的选择，”卡林说，在一片哀叹之中，他提高了声音。他的堂兄有辆油罐车，曾经用它偷运过几次旅客。他就在这里，在贾拉拉巴特，也许可以装下我们所有人。

　　除了一对老年夫妻，其他人都决定上路。

　　那晚我们离开，爸爸和我，卡莫和他的父亲，还有其他人。卡林和他的堂兄阿吉兹，一个方脸秃顶的汉子，帮助我们进入油罐。汽车发动了，停在那里，我们挨个爬上油罐车的后踏板，爬上后面那条梯子，滑进油罐。我记得爸爸爬到一半，从梯子一跃而下，从口袋里掏出烟盒。他把盒子清空，从土路中央抓起一把灰泥。他亲吻泥土，把它放进盒子，把盒子放进胸前的口袋，贴着他的心。
　　惊惶。

　　你张开嘴巴，张得大大的，连腭骨都咯咯作响。你下令自己的肺吸进空气，如今，你需要空气，现在就需要。但是你肺里的气道不听使唤，它们坍塌，收紧，压缩，突然之间，你只能用一根吸管呼吸。你的嘴巴闭上，嘴唇抿紧，你所能做的，只是发出一阵窒息的咳嗽。你双手抽搐，晃动。身体里似乎某个地方有座水坝决堤，冰冷的汗水汹涌而出，浸湿你的身


体。你想哭喊。如果你能，一定喊出声来。可是你必须吸气才能哭喊。

　　惊惶。

　　地下室已经够暗了，油罐更是不见天日。我右看，左看，上看，下看，伸手在眼前挥动，可是什么也见不到。我眨眼，再眨眼，不见五指。空气不对劲，它太厚重了，几乎是固态的。空气不应该是固态的。我很想伸出手，把空气捏成碎片，把它们塞进我的气管。还有汽油的味道，油气刺痛我的眼睛，好像有人拉开我的眼皮，拿个柠檬在上面摩擦。每次呼吸都让我的鼻子火辣辣的。我会死在这样的地方，我想。尖叫就要来了，来了，来了……

　　接着出现了小小的神迹。爸爸卷起我的衣袖，有个东西在黑暗中发出绿光。光芒!爸爸送的手表。我的眼睛盯着那萤绿的指针。我害怕会失去它们，我不敢眨眼。

　　慢慢地，我对周边的景况有所知觉。我听到呻吟声，还有祷告声。我听到一个婴儿哭喊，母亲在低声安抚。有人作呕，有人咒骂俄国佬。卡车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大家的头撞上金属板。

　　“想着一些美好的事情，”爸爸在我耳边说，“快乐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快乐的事情。我放任自己思绪翻飞，浮现出来的是：

　　星期五下午，在帕格曼。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面有繁花满枝头的桑椹树。哈桑和我坐在浅及脚踝的野草上，我拉着线，卷轴在哈桑长满老茧的手里滚动，我们的眼睛望着天空中的风筝。我们默默无声，但并非因为我们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无需交谈——那些自出世就认识、喝着同样奶水长大的人就是这样。和风拂过草丛，哈桑放着线。风筝旋转，降下，又稳定了。我们的影子双双，在波动的草丛上跳舞。草地那端，越过那低矮的砖墙，某个地方传来谈话声、笑声，和泉水的潺潺声。还有音乐，古老而熟悉的曲调，我想那是雷巴布琴［1］Rubab，阿富汗民族乐器。［1］演奏的《莫拉曲》。墙那边有人喊我们的名字，说到时间喝茶吃点心了。

　　我不记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只知道记忆与我同在，将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浓缩起来，如同一笔浓墨重彩，涂抹在我们那已经变得灰白单调的生活画布上。

　　剩下的路程只在脑海里留下零零碎碎、时隐时现的记忆，多数跟声音和味道有关：米格战斗机在头顶轰鸣；断断续续的枪声；旁边有驴子昂昂叫；一阵铃铛的声音和羊群的咩咩叫；车轮压上沙砾的响声；黑暗中婴孩的哭嚎；汽油、呕吐物和粪便的臭味。

　　接下来我还记得的，是爬出油罐之后清早耀眼的光线。我记得自己抬脸向天，眯着眼睛，大口呼吸，仿佛世间的空气即将用完。我躺在泥土路一边，下面是怪石嶙峋的坑壕，我望着清晨灰蒙蒙的天空，为空气感恩，为光芒感恩，为仍活着感恩。

　　“我们在巴基斯坦，阿米尔。”爸爸说，他站在我身边，“卡林说他会唤来巴士，把我们送到白沙瓦。”

　　我翻过身，仍趴在冰冷的泥土上，看到爸爸脚下两边放着我们的行李箱。从他双腿间的三角形望去，我看到油罐车停在路边，其他逃难的人正从后面的梯子下来。更远处，大地在灰蒙的天空下宛如铅板，土路伸延而去，消失在一排碗状的山丘之后。有座小小的村落沿着马路，悬挂在向阳的山坡上。

　　我把眼光转回我们的行李箱，它们让我替爸爸感到难过。在他打造、谋划、奋斗、烦恼、梦想了一切之后，他的生命只剩下这么点东西：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和两个手提箱。

　　有人在哭喊。不，不是哭喊，是哀嚎。我看到旅客围成一团，听到他们焦急的声音。有人说了一个字:“油气。”有人也说了。哀嚎变成撕心裂肺的惨叫。

　　爸爸跟我匆忙走到那堆围观者身边，推开他们，走上前去。卡莫的父亲盘腿坐在围观的人群中间，身体前后摇晃，亲吻着他儿子死灰的脸。

　　“他没气了!我的儿子没气了!”他哭喊着。卡莫毫无生气的身体躺在他父亲的膝盖上，他的右手软软垂着，随着他父亲的哭泣来回抖动。“我的孩子!他没气了!安拉，帮帮他，让他活过来!”

　　爸爸在他身边跪下，伸手揽住他的肩膀。但卡莫的父亲把他推开，冲向跟他堂兄站在旁边的卡林。接着发生的事情太快、太短，甚至不能称之为扭打。卡林吃惊地大叫，朝后退去。我看见一只手挥舞，一只脚踢出。过了一会儿，卡莫的父亲手里拿着卡林的手枪站着。

　　“别杀我!”卡林哭喊。

　　但我们所有人还来不及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卡莫的父亲将枪口伸进自己的嘴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回荡的枪响，不会忘记那一道闪光和溅出的血红。

　　我又弯下腰，在路边干呕。

　　弗里蒙特，加利福尼亚，1980年代

　　爸爸爱美国的理想。

　　正是在美国生活，让他得了溃疡。




　　我记得我们两个走过几条街道，在弗里蒙特的伊丽莎白湖公园散步，看着男孩练习挥棒，女孩在游戏场的秋千上咯咯娇笑。爸爸会利用步行的机会，长篇大论对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真正的男人，阿米尔，”他说，他伸出手指数着，“美国这个鲁莽的救世主，英国，还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会挥挥手，发出不屑的声音，“他们都像是饶舌的老太婆。”

　　他关于以色列的说法惹恼了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他们指责他亲近犹太人，而这实际上就是反对伊斯兰。爸爸跟他们聚会，喝茶，吃点心，用他的政治观念将他们气疯。“他们所不明白的是，”后来他告诉我，“那跟宗教毫无关系。”在爸爸眼里，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岛屿，虽然处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围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顾着出卖石油赚钱，毫不关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干这个，以色列干那个，”爸爸会模仿阿拉伯人的语气说，“那做些事情啊!行动啊!你们这些阿拉伯人，那么去帮巴勒斯坦啊!”

　　他讨厌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齿的蠢货”。早在1980年，我们还在喀布尔，美国宣布抵制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哇!哇!”爸爸充满厌恶地说，“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个捏软柿子的家伙居然只说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爸爸认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长了勃列日涅夫的气焰。“他不配掌管这个国家。这好像让一个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小孩去驾驶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美国，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汉子，一个会被看得起、会采取行动而非一筹莫展的人。罗纳德·里根就是这样的硬汉。当里根在电视现身，将俄国称为“邪恶帝国”，爸爸跑出去，买回一张照片：总统微笑着竖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来，挂在入门的墙上，将它钉在一张黑白的老照片右边，在那张照片里面，他系着领带，跟查希尔国王握手。我们在弗里蒙特的邻居多数是巴士司机、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济金生活的未婚妈妈，确切地说，全都是被里根的经济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蓝领工人。爸爸是我们那栋楼惟一的共和党员。

　　但交通的浓雾刺痛他的眼睛，汽车的声响害他头痛，还有，花粉也让他咳嗽。水果永远不够甜，水永远不够干净，所有的树林和原野到哪里去了?开头两年，我试着让爸爸参加英语培训班的课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语，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也许我会把‘cat’拼出来，然后老师会奖给我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他会这么咕哝。

　　1983年春季的某个星期天，我走进一家出售平装旧书的小店，旁边是家印度电影院，往东是美国国家铁路和弗里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说等我五分钟，他耸耸肩。他当时在弗里蒙特某个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横跨弗里蒙特大道，走进一家杂货便利店，店主是一对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白发苍苍，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则换过髋骨。“他现在看起来像《无敌金刚》了，”她总是这么笑着对我说，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记得《无敌金刚》吗，阿米尔?”接着阮先生会学着李·梅杰斯，怒眉倒竖，以缓慢的动作假装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阅一本破旧的麦克·汉默［1］Mike Hammer，美国作家迈克·斯毕兰（Mike Spillane 1918～）创作的系列恐怖小说主角。［1］悬疑小说，这当头传来一声尖叫，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放下书，匆匆穿过马路。我发现阮先生夫妇在柜台后面，脸如死灰，紧贴墙壁，阮先生双手抱着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着橙子，翻倒的杂志架，一个装牛肉干的破罐子，爸爸脚下还有玻璃的碎片。

　　原来爸爸买了橙子，身上却没有现金。他给阮先生开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证。“他想看我的证件，”爸爸用法尔西语咆哮，“快两年了，我在这里买这些该死的水果，把钱放进他的口袋，而这个狗杂碎居然要看我的证件!”

　　“爸爸，这又不是针对你。”我说，朝阮氏夫妇挤出微笑，“他们理应查看证件的。”

　　“我不欢迎你在这里，”阮先生说，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拐杖指着爸爸，然后转向我，“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但是你爸爸，他是个疯子。这里再也不欢迎他。”

　　“他以为我是小偷吗?”爸爸抬高了声音说，外面围满了旁观的人，“这是个什么国家?没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阮太太说，她探出脸来，“你走开，要不我喊警察。”

　　“求求你，阮太太，别叫警察。我把他带回家，请别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带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说。他戴着金丝眼镜，眼睛一直望着爸爸。我隔着门去拉爸爸，他出来的时候踢飞一本杂志。我说服他别再走进去，然后转身到店里向阮氏夫妇道歉，告诉他们爸爸处境艰难。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给了阮太太，告诉她估计一下损失了多少东西。“算好之后请打电话给我，我会赔偿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从我手里接过纸片，点点头。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时抖得更厉害，那让我很生爸爸的气，他把一个老太太吓成这样。

　　“我爸爸仍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我解释着说。

　　我想告诉他们，在喀布尔，我们折断树枝，拿它当信用卡。哈桑和我会拿着那根木头到面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头上刻痕，划下一道，表示他从火焰升腾的烤炉取给我们一个馕饼。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树枝上的刻痕付钱给他。就是这样。没有问题，不用身份证。




　　但我没告诉他们。我谢谢阮先生没叫警察，带爸爸回家。我炖鸡脖子饭的时候，他在阳台抽烟生闷气。我们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飞机，到如今已经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适应期。

　　那晚我们默默吃饭。爸爸吃了两口，把盘子推开。

　　我的眼光越过桌子，望着他，他的指甲开裂，被机油弄得脏兮兮的，他的手指刮伤了，衣服散发出加油站的味道——尘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个再婚的鳏夫，可是总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怀念贾拉拉巴特的甘蔗地，还有帕格曼的花园。他怀念那些在他屋里进进出出的人们，怀念索尔市集拥挤的通道，他走在那里，和他打招呼的人认得他，认得他的父亲，认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个祖宗的人们，他们的过去交织在一起。

　　对我来说，美国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

　　对爸爸来说，这是个哀悼过去的地方。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白沙瓦。”我说，盯着在玻璃杯里面的水上浮动的冰块。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半年的光阴，等待移民局核发签证。我们那间满是尘灰的房子散发出脏袜子和猫粪的气味，但住在我们周围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认得他们。他会邀请整条走廊的邻居到家里吃晚饭，他们中多数都是等待签证的阿富汗人。当然，有人会带来手鼓，也有人带手风琴。茶泡好了，嗓子还可以的人会高歌一曲，直到太阳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边更开心，爸爸，那儿更有家的感觉。”我说。

　　“白沙瓦对我来说是好地方，但对你来说不是。”

　　“你在这儿工作太辛苦了。”

　　“现在还好啦。”他说，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经理之后。但在天气潮湿的日子，我总能见到他忍痛揉着手腕。也见过他在饭后，头冒冷汗去拿止痛药瓶子的模样。“再说，我又不是为了自己才让我们两个来到这里的，你知道吗?”

　　我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学生哥儿的手，干净柔软；他的是劳动者的手，肮脏且长满老茧。我想起在喀布尔时，他给我买的所有那些卡车、火车玩具，还有那些自行车。如今，美国是爸爸送给阿米尔的最后一件礼物。

　　我们到美国仅一个月之后，爸爸在华盛顿大道找到工作，在一个阿富汗熟人开的加油站当助理——他从我们到美国那天就开始找工作了。每周六天，每天轮班十二小时，爸爸给汽车加油、收银、换油、擦洗挡风玻璃。有好几次，我带午饭给他吃，发现他正在货架上找香烟，油污斑斑的柜台那端，有个顾客在等着，在明亮的荧光映衬下，爸爸的脸扭曲而苍白。每次我走进去，门上的电铃会“叮咚叮咚”响，爸爸会抬起头，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双眼因为疲累而流泪。

　　被聘请那天，爸爸和我到圣荷塞［1］San Jose，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1］去找我们的移民资格审核官杜宾斯太太。她是个很胖的黑人妇女，眼睛明亮，笑起来露出两个酒窝。有一回她跟我说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声音让我想起热牛奶和蜂蜜。爸爸将一叠食物券放在她的柜台上。“谢谢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说，“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国，我有工作。非常感谢，杜宾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欢接受施舍。”

　　杜宾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捡起来，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们在开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经常说的“耍她一下”。“我干这行十五年了，从来没人这么做过。”她说。就是这样，爸爸结束了在收银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济金买食物。爸爸走出福利办公室时，好像大病初愈。1983年那个夏天，我20岁，高中毕业。那天在足球场上掷帽子的人中，要数我最老了。我记得球场上满是蓝色袍子，学生的家人、闪光的镜头，把爸爸淹没了。我在二十码线附近找到他，双手插袋，相机在胸前晃荡。我们之间隔着一群人，一会儿把他挡住，一会儿他又出现。穿蓝色衣服的女生尖叫着，相互拥抱，哭泣；男生和他们的父亲拍掌庆贺。爸爸的胡子变灰了，鬓边的头发也减少了，还有，难道他在喀布尔更高?他穿着那身棕色西装——他只有这么一套，穿着它参加阿富汗人的婚礼和葬礼——系着那年他五十岁生日时我送的红色领带。接着他看到我，挥挥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学校的钟楼为背景，替我拍了张照片。我朝他微笑着——在某种意义上，那日子与其说是我的，毋宁说是他的。他朝我走来，伸手揽住我的脖子，亲吻了我的额头。“我很骄傲，阿米尔。”他说。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闪亮，那样的眼光望着的是我，让我很高兴。

　　那晚，他带我到海沃德［1］Hayward，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近弗里蒙特。［1］的阿富汗餐厅，点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说，他的儿子秋天就要上大学了。毕业之前，我就上大学的事情跟他稍稍争论过，告诉他我想工作，补贴家用，存些钱，也许次年才上大学。但他恨铁不成钢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闭嘴。

　　晚饭后，爸爸带我去饭店对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线阴暗，墙壁上散发着我素来不喜欢的啤酒酸味。男人们头戴棒球帽，身穿无袖上衣，玩着撞球，绿色的桌子上烟雾升腾，袅袅绕着荧光灯。爸爸穿着棕色西装，我穿着打褶长裤和运动外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在吧台找到位子，坐在一个老人身边。老人头上有个麦克罗啤酒的商标，发出蓝光，将他那张沧桑的脸照得病恹恹的。爸爸点了根香烟，给我们要了啤酒。“今晚我太高兴了!”他自顾自地向每个人宣布，“今晚我带我的儿子来喝酒。来，请给我的朋友来一杯。”他的手拍在那个


老人背上。老头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没有上排的牙齿。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强迫自己，还没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经干掉三杯了。他请那个老头一杯苏格兰烈酒，还请那四个打撞球的家伙一大罐百威。人们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后背。他们向他敬酒，有人给他点烟。爸爸松了松领带，给那个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币，指指电唱机。“告诉他，来几首他最拿手的。”他对我说。老人点点头，向爸爸敬礼。不久就响起乡村音乐，就像这样，爸爸开始宴会了。

　　酒到酣处，爸爸站起来，举起酒杯，将它摔在遍地锯屑的地板，高声喊叫。“操他妈的俄国佬!”酒吧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高声附和，爸爸又给每个人买啤酒。

　　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舍不得他走。喀布尔，白沙瓦，海沃德。爸爸还是爸爸，我想，微笑着。

　　我开着爸爸那辆土黄色的旧别克世纪轿车，驶回我们家。爸爸在路上睡着了，鼾声如气钻。我在他身上闻到烟草的味道，还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但我在停车的时候，他醒过来，嘶哑的嗓音说:“继续开，到街道那边去。”

　　“干吗，爸爸?”

　　“只管开过去，”他让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进外衣的口袋，掏给我一串钥匙，“那边。”他指着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轿车。那是一辆旧款的福特，又长又宽，车身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认不出是什么颜色。“它得烤漆，我会让加油站的伙计换上新的避震器，但它还能开。”

　　我看着钥匙，惊呆了。我看看他，看看轿车。

　　“你上大学需要一辆车。”他说。

　　我捧起他的手，紧紧握住。泪水从我眼里涌出来，我庆幸阴影笼罩了我们的面庞。“谢谢你，爸爸。”

　　我们下车，坐进福特车。那是一辆“大都灵”。“海军蓝。”爸爸说。我绕着街区开，试试刹车、收音机、转向灯。我把它停在我们那栋楼的停车场，熄了引擎。“谢谢你，亲爱的爸爸。”我说。我意犹未尽，想告诉他，他慈祥的行为让我多么感动，我多么感激他过去和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那会让他不好意思,“谢谢。”我只是重复了一次。

　　他微微一笑，靠在头枕上，他的前额几乎碰到顶篷。我们什么也没说，静静坐在黑暗中，听着引擎冷却的“嘀嘀”声，远处传来一阵警笛的鸣叫。然后爸爸将头转向我,“要是哈桑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听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对铁手掐住了。我把车窗摇下，等待那双铁手松开。

　　毕业典礼隔日，我告诉爸爸，秋天我就要去专科学校注册了。他正在喝冷却的红茶，嚼着豆蔻子，他自己用来治头痛的偏方。

　　“我想我会主修英文。”我说，内心忐忑，等着他的回答。

　　“英文?”

　　“创作。”

　　他想了想，啜他的红茶,“故事，你是说，你要写故事?”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

　　“写故事能赚钱吗?”

　　“如果你写得好，”我说，“而且又被人发掘的话。”

　　“被人发掘?机会有多大?”

　　“有机会的。”我说。

　　他点点头。“那你在写得好和被人发掘之前准备干什么呢?你怎么赚钱?要是结婚了，你怎么撑起自己的家庭?”

　　我不敢看着他的眼睛,“我会……找份工作。”

　　“哦!”他说，“哇!哇!这么说，如果我没理解错，你将会花好几年，拿个学位，然后你会找一份像我这样卑微的工作，一份你今天可以轻易找到的工作，就为渺茫的机会，等待你拿的学位也许某天会帮助你……被人发掘。”他深深呼吸，啜他的红茶，咕哝地说着什么医学院、法学院，还有“真正的工作”。

　　我脸上发烧，一阵罪恶感涌上心头。我很负疚，我的放纵是他的溃疡、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换来的。但我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决定了。我不想再为爸爸牺牲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咒骂自己。

　　爸爸叹气，这一次，扔了一大把豆蔻子到嘴里。

　　有时，我会开着我的福特，摇下车窗，一连开几个钟头，从东湾到南湾，前往半岛区［1］东湾（East Bay）、南湾（South Bay）和半岛区（Penisula）均为旧金山城区。［1］，然后开回来。我会驶过弗里蒙特附近那些纵横交错、棋盘似的街道，这里的人们没有和国王握过手，住在破旧的平房里面，窗户破损；这里的旧车跟我的一样，滴着油，停在柏油路上。我们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铅灰色的铁丝栅栏围起来，乱糟糟的草坪上到处扔着玩具、汽车内胎、标签剥落的啤酒瓶子。我驶过散发着树皮味道的林阴公园，驶过巨大的购物广场，它们大得足可以同时举办五场马上比武竞赛。我开着这辆都灵，越过罗斯·阿托斯的山丘，滑行过一片住宅区，那儿的房子有景观窗，银色的狮子守护在锻铁大门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喷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开，停车道上没有福特都灵。这里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尔的房子看起来像仆人住的。

　　有时候，在星期六我会早起，朝南开上17号高速公路，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圣克鲁斯。我会在旧灯塔旁边停车，等待太阳升起，坐在我的轿车里面，看着雾气在海面翻滚。在阿富汗，我只在电影里面见过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着，我总是寻思，我在书上看到，说海水闻起来有盐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诉哈桑，有朝一日，我们会沿着海藻丛生的海滩散步，让我们的脚陷进沙里，看着海水从我们的脚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时，我差点哭起来。它那么大，那么蓝，跟我孩提时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有时候，夜幕初降，我会把车停好，爬上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我的脸压着护栏，极目远望，数着那缓缓移动的闪闪发亮的汽车尾灯，宝马，绅宝，保时捷，那些我在喀布尔从来没见过的汽车，在那儿，人们开着俄国产的伏尔加，破旧的欧宝，或者伊朗出产的培康。

　　我们来到美国几乎快两年了，我仍为这个国家辽阔的幅员惊叹不已。高速公路之外，还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还有城市，山脉之外还有峰峦，峰峦之外还有山脉，而所有这些之外，还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早在俄国佬的军队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乡村被烧焚、学校被毁坏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种子那样遍布、儿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对我来说，喀布尔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萦绕之城。

　　美国就不同了。美国是河流，奔腾前进，往事无人提起。我可以进这条大川，让自己的罪恶沉在最深处，让流水把我带往远方，带往没有鬼魂、没有往事、没有罪恶的远方。

　　就算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这个，我也会拥抱美国。

　　接下来那个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满21岁——爸爸卖掉他的别克，花了550美元，买了一辆破旧的1971年出厂的大众巴士，车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尔教高中的科学课程。那天下午，巴士轰鸣着驶进街道，“突突”前往我们的停车场，邻居都把头转过来。爸爸熄了火，让巴士安静地滑进我们的停车位。我们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泪从脸颊掉下来，还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们确信没有任何邻居在观望，这才走出来。那辆巴士是一堆废铁的尸体，黑色的垃圾袋填补破裂的车窗，光秃秃的轮胎，弹簧从座椅下面露出来。但那位老教师一再向爸爸保证，引擎和变速器都没有问题，实际上，那个家伙没有说谎。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来。他穿衣的时候，我浏览本地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圈出车库卖场的广告。我们设定线路——先到弗里蒙特、尤宁城、纽瓦克和海沃德，接着是圣荷塞、米尔皮塔斯、桑尼维尔，如果时间许可，则再去坎贝尔。爸爸开着巴士，喝着保温杯里面的热红茶，我负责引路。我们停在车库卖场，买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货。我们搜罗旧缝纫机，独眼的芭比娃娃，木制的网球拍，缺弦的吉他，还有旧伊莱克斯吸尘器。下午过了一半，我们的大众巴士后面就会塞满这些旧货。然后，星期天清早，我们开车到圣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场，租个档位，加点微薄的利润把这些垃圾卖出去：我们前一天花二毛五分买来的芝加哥唱片也许可以卖到每盘一元，或者五盘四元；一台花十元买来的破旧辛格牌缝纫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也许可以卖出二十五元。

　　到得那个夏天，阿富汗人已经在圣荷塞跳蚤市场占据了一整个区域。二手货区域的通道上播放着阿富汗音乐。在跳蚤市场的阿富汗人中间，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为规范：你要跟通道对面的家伙打招呼，请他吃一块土豆饼或一点什锦饭，你要跟他交谈。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劝；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声恭喜；当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阿富汗人和俄国佬，你就悲伤地摇摇头。但是你得避免说起星期六的事情，因为对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车挡住、以致错过一桩好买卖的家伙。

　　在那些通道里，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跳蚤市场是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喝绿茶，吃杏仁饼，听人说谁家的女儿背弃婚约，跟美国男友私奔去了；谁在喀布尔用黑钱买了座房子，却还领救济金。茶，政治，丑闻，这些都是跳蚤市场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备的成分。

　　有时我会看管摊位，爸爸则沿着过道闲逛。他双手庄重地放在胸前，跟那些在喀布尔认识的熟人打招呼：机械师和裁缝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车头盔和旧羊毛衫，过道两边是原来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

　　1984年7月某个星期天清早，爸爸在清理摊位，我到贩卖处买了两杯咖啡，回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纪、相貌出众的先生说话。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后面的保险杠上，紧邻里根和布什竞选1984年总统的宣传画。

　　“阿米尔，”爸爸说，示意我过去:“这是将军大人，伊克伯·塔赫里先生，原来住在喀布尔，得过军功勋章，在国防部上班。”

　　塔赫里。这个名字怎么如此熟悉?

　　将军哈哈干笑，通常在宴会上，每当重要人物说了不好笑的笑话，人们就会听到这样的笑声。他一头银发整齐地梳向后面，露出平滑的黄铜色前额，浓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他身上闻起来有古龙水的香味，穿着铁灰色的三排扣套装，因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着亮光，背心上面露出一根怀表的金链子。

　“这样的介绍可不敢当。”他说，他的声音低沉而有教养。“你好，我的孩子。”

　　“你好，将军大人。”我说，跟他握手。他的手貌似瘦弱，但握得很有力，好像那油亮的皮肤下面藏着钢条。

　　“阿米尔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爸爸说。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刚念完


大学一年级，考试门门都得优。”

　　“是专科学校。”我纠正他。

　　“安拉保佑。”塔赫里将军说，“你会写我们国家的故事吗，也许可以写写历史?经济?”

　　“我写小说。”我说着想起了自己写在拉辛汗送的皮面笔记本里面那十来个故事，奇怪自己为什么在这个人面前突然有些不自在。

　　“啊，讲故事的。”将军说，“很好，人们在如今这样的艰苦岁月需要故事来分散注意力。”他把手伸在爸爸的肩膀上，转向我。“说到故事，有一年夏天，你爸爸跟我到贾拉拉巴特去猎野鸡，”他说，“那次真叫人称奇。如果我没记错，你爸爸打猎跟他做生意一样，都是一把好手。”

　　爸爸正在用鞋尖踢着摆在我们的帆布上一把木制网球拍。“有些生意而已。”

　　塔赫里将军露出一丝礼貌而哀伤的微笑，叹了口气，轻轻拍拍爸爸的肩膀。“生活总会继续。”他把眼光投向我，“我们阿富汗人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孩子，我听过无数人愚蠢地使用‘了不起’这个词。但是，你的爸爸属于少数几个配得上这个形容词的人。”这番短短的话在我听来，跟他的衣服如出一辙：用的场合太多了，闪亮得有些造作。

　　“你在奉承我。”爸爸说。

　　“我没有。”将军说，他侧过头，把手放在胸前表示尊敬，“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们父亲的优点。”他转向我，“你崇敬你的爸爸吗，我的孩子?你真的崇敬他吗?”

　　“当然，将军大人，我崇敬他。”我说，要是他别叫我“我的孩子”就好了。

　　“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快要长成一位男子汉了。”他说，口气没有半点幽默，没有讽刺，只有不卑不亢的恭维。

　　“亲爱的爸爸，你忘了你的茶。”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她站在我们后面，是个身材苗条的美人，天鹅绒般的黑发，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保温杯和一个塑料杯。我眨眨眼，心跳加快。她的眉毛又黑又浓，中间连在一起，宛如飞翔的鸟儿张开的双翅，笔挺的鼻子很优雅，活像古代波斯公主——也许像拓敏妮,《沙纳玛》书中罗斯坦的妻子，索拉博的妈妈。她那长长睫毛下面胡桃色的眼睛跟我对望了一会儿，移开了视线。

　　“你真乖，我亲爱的。”塔赫里将军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在她转身离去之前，我见到她光滑的皮肤上有个镰状的棕色胎记，就在左边下巴上。她走过两条通道，把保温杯放在一辆货车里面。她跪在装着唱片和平装书的盒子中间，秀发倾泻在一旁。

　　“我的女儿，亲爱的索拉雅。”塔赫里将军说。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看来想换个话题了，他掏出金怀表，看了看时间。“好啦，到时间了，我得去整理整理。”他和爸爸相互亲吻脸颊，用双手跟我握别。“祝你写作顺利。”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浅蓝色的双眼没有透露出半点他心里的想法。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总忍不住望向那辆灰色的货车。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来了。塔赫里，我知道我以前听过这个名字。

　　“是不是有过关于塔赫里将军女儿的流言蜚语啊?”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爸爸。

　　“你知道我的，”爸爸说，他开着巴士，在跳蚤市场出口长长的车队中缓慢前进。“每当人们说三道四我都会走开。”

　　“可是有过，是吗?”我说。

　　“你为什么要问呢?”他犹疑地看着我。

　　我耸耸肩，挤出微笑:“好奇而已，爸爸。”

　　“真的吗?真是这样吗?”他说，眼光露出一丝狡狯，看着我的眼睛，“你该不是对她有意思了吧?”

　　我把眼光移开，“拜托，老爸。”

　　他微微一笑，驱车离开跳蚤市场。我们朝680公路前进。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并没有说话。“我所听到的是她有过一个男人，而且事情……不是太好。”他神情严肃地说，好像跟我说她得了乳癌一样。

　　“哦。”

　　“我听说她是个淑女，工作卖力，待人也不错。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媒人敲响将军的家门。”爸爸叹气，“这也许不公平，但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也足以改变一生，阿米尔。”

　　那晚我辗转反侧，老想着索拉雅·塔赫里的镰状胎记，想着她那优雅的笔挺鼻子，想着她明亮的眼睛跟我对望的情景。我的思绪在她身上迟疑不肯离去。索拉雅·塔赫里，我的交易会公主。

　　在阿富汗，雅尔达是回历中嘉帝月的第一夜，也是冬天的第一夜，一年之中最长的夜晚。按照风俗，哈桑和我会熬到深夜，我们把脚藏在火炉桌下面，阿里将苹果皮丢进炉子，给我们讲苏丹和小偷的古老传说，度过漫漫长夜。正是从阿里口中，我得知了雅尔达的故事，知道了飞蛾扑火是因为着魔，还知道狼群爬山是要寻找太阳。阿里发誓说，要是在雅尔达那夜吃到西瓜，翌年夏天就不会口渴。




　　稍大一些之后，我从诗书中读到，雅尔达是星光黯淡的夜晚，恋人彻夜难眠，忍受着无边黑暗，等待太阳升起，带来他们的爱人。遇到索拉雅之后那个星期，对我来说，每个夜晚都是雅尔达。等到星期天早晨来临，我从床上起来，索拉雅·塔赫里的脸庞和那双棕色的明眸已然在我脑里。坐在爸爸的巴士里面，我暗暗数着路程，直到看见她赤足坐着，摆弄那些装着发黄的百科全书的纸箱，她的脚踝在柏油路的映衬下分外白皙，柔美的手腕上有银环叮当作响。一头秀发从她背后甩过，像天鹅绒幕布那样垂下来，我望着她的头发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怔怔出神。索拉雅，我的交易会公主，我的雅尔达的朝阳。

　　我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爸爸显然知道，但只露出戏谑的微笑——沿着那条过道走下去，经过塔赫里的摊位。我会朝将军招招手，而他，永远穿着那身熨得发亮的灰色套装，会挥手应答。有时他从那张导演椅站起来，我们会稍作交谈，提及我的写作、战争、当天的交易。而我不得不管住自己的眼睛别偷看，别总是瞟向坐在那里读一本平装书的索拉雅。将军和我会彼此告别，而我走开的时候，得强打精神，掩饰自己心中的失望。

　　有时将军到其他过道去跟人攀交情，留她一人看守摊位，我会走过去，假装不认识她，可是心里想认识她想得要死。有时陪着她的还有个矮胖的中年妇女，染红发，肤色苍白。我暗下决心，在夏天结束之前一定要跟她搭讪，但学校开学了，叶子变红、变黄、掉落，冬天的雨水纷纷洒洒，折磨爸爸的手腕，树枝上吐出新芽，而我依然没有勇气、没有胆量，甚至不敢直望她的眼睛。

　　春季学期在1985年5月底结束。我所有的课程都得了优，这可是个小小的神迹，因为我人在课堂，心里却总是想着索拉雅柔美而笔挺的鼻子。

　　然后，某个闷热的夏季星期天，爸爸跟我在跳蚤市场，坐在我们的摊位，用报纸往脸上扇风。尽管阳光像烙铁那样火辣辣，那天市场人满为患，销售相当可观——才到12点半，我们已经赚了160美元。我站起来，伸伸懒腰，问爸爸要不要来杯可口可乐。他说来一杯。

　　“当心点，阿米尔。”我举步离开时他说。

　　“当心什么，爸爸?”

　　“我不是蠢货，少跟我装蒜。”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你要记住，”爸爸指着我说，“那家伙是个纯正的普什图人，他有名誉和尊严。”这是普什图人的信条，尤其是关系到妻子或者女儿的贞节时。

　　“我不过是去给我们买饮料。”

　　“别让我难看，我就这点要求。”

　　“我不会的，天啦，爸爸。”

　　爸爸点了根烟，继续扇着风。

　　起初我朝贩卖处走去，然后在卖衬衫的摊位左转。在那儿，你只消花5块钱，便可以在白色的尼龙衬衫上印上耶稣、猫王或者吉姆·莫里森的头像，或者三个一起印。马里亚奇［1］Mariachi，墨西哥传统音乐乐团，主要使用乐器有小号、曼陀铃、吉他、竖琴以及小提琴等，所演唱歌曲风格通常较为热烈。［1］的音乐在头顶回响，我闻到腌黄瓜和烤肉的味道。

　　我看见塔赫里灰色的货车，和我们的车隔着两排，紧挨着一个卖芒果串的小摊。她单身一人，在看书，今天穿着长及脚踝的白色夏装，凉鞋露出脚趾，头发朝后扎，梳成郁金香形状的发髻。我打算跟以前一样只是走过，我以为可以做到，可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站在塔赫里的白色桌布边上，越过烫发用的铁发夹和旧领带，盯着索拉雅。她抬头。

　　“你好，”我说，“打扰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

　　“你好。”

　　“将军大人今天不在吗?”我说。我的耳朵发烧，无法正视她的明眸。

　　“他去那边了。”她说，指着右边，绿色镶银的手镯从她的胳膊肘上滑落。

　　“你可不可以跟他说，我路过这里，问候他一下。”我说。

　　“可以。”

　　“谢谢你。”我说，“哦，我的名字叫阿米尔。这次你需要知道，才好跟他说。说我路过这里，向他……问好。”

　　“好的。”

　　我挪了挪脚，清清喉咙，“我要走了，很抱歉打扰到你。”

　　“没有，你没有。”她说。

　　“哦，那就好。”我点点头，给她一个勉强的微笑。“我要走了。”好像我已经说过了吧?“再见。”

　　“再见。”

　　我举步离开。停下，转身。趁着勇气还没有消失，我赶忙说:“我可以知道你在看什么书吗?”

　　她眨眨眼。

　　我屏住呼吸。刹那间，我觉得跳蚤市场里面所有的眼睛都朝我们看来。我猜想四周似乎突然寂静下来，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人们转过头，饶有兴致地眯起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

　　直到那时，我们的邂逅可以解释成礼节性的问候，一个男人问起另外一个男人。但我问了她问题，如果她回答，我们将会……这么说吧，我们将会聊天。我，一个单身的青年男子，而她是个未婚的少女。她有过一段历史，这就够了。我们正徘徊在风言风语的危险边缘，毒舌会说长道短，而承受流言毒害的将会是她，不是我——我十分清楚阿富汗人的双重标准


，身为男性，我占尽便宜。不是“你没见到他找她聊天吗?”而是“哇，你没看到她舍不得他离开吗?多么不知道廉耻啊!”

　　按照阿富汗人的标准，我的问题很唐突。问出这句话，意味着我无所遮掩，对她的兴趣再也毋庸置疑。但我是个男人，我所冒的风险，顶多是尊严受伤罢了，受伤了会痊愈，可是名誉毁了不再有清白。她会接受我的挑战吗?

　　她翻过书，让封面对着我。《呼啸山庄》。“你看过吗?”她说。

　　我点点头。我感到自己的心怦怦跳。“那是个悲伤的故事。”

　　“好书总是跟悲伤的故事有关。”她说。

　　“确实这样。”

　　“听说你写作?”

　　她怎么知道?我寻思是不是她父亲说的，也许她曾问过他。我立即打消了这两个荒谬的念头。父亲跟儿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妇女。但不会有阿富汗女子——至少是有教养的阿富汗淑女——向她父亲问起青年男子。而且，没有父亲，特别是一个有名誉和尊严的普什图男人，会跟自己的女儿谈论未婚少男，除非这个家伙是求爱者，已经做足体面的礼节，请他父亲前来提亲。

　　难以置信的是，我听见自己说:“你愿意看看我写的故事吗?”

　　“我愿意。”她说。现在我从她的神情感觉她有些不安，她的眼睛开始东瞟西看，也许是看看将军来了没有。我怀疑，要是让他看到我跟她女儿交谈了这么久，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也许改天我会带给你，”我说。我还想说些什么，那个我曾见到跟索拉雅在一起的女人走进过道。她提着塑料袋，里面装满水果。她看到我们，滴溜溜的眼珠看着我和索拉雅，微笑起来。

　　“亲爱的阿米尔，见到你真高兴。”她说，把袋子放在桌布上。她的额头泛出丝丝汗珠，一头红发看上去像头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她头发稀疏的地方露出点点头皮。她有双绿色的小眼睛，埋藏在那圆得像卷心菜的脸蛋上，牙齿镶金，短短的手指活像香肠。她胸前挂着一尊金色的安拉，链子在她皮肤的褶皱和脖子的肥肉间忽隐忽现。“我叫雅米拉，亲爱的索拉雅的妈妈。”

　　“你好，亲爱的阿姨。”我说，有些尴尬，我经常身处阿富汗人之间，他们认得我是什么人，我却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

　　“你爸爸还好吗?”她说。

　　“他很好，谢谢。”

　　“你认识你的爷爷伽兹老爷吗?他是个法官。喏，他的叔叔跟我爷爷是表亲。”她说，“所以你看，我们还是亲戚呢。”她微笑着露出一口金牙，我注意到她右边的嘴角有点下垂。她的眼睛又在我和索拉雅之间转起来。

　　有一次，我问爸爸，为什么塔赫里将军的女儿还没有嫁出去。“没有追求者，”爸爸说，“没有门当户对的追求者。”他补充说。但他再也不说了——爸爸知道这种致命的闲言碎语会给少女未来的婚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阿富汗男人，尤其是出身名门望族的那些人，都是见风使舵的家伙。这儿几句闲话，那儿数声诋毁，他们就会像惊鸟般落荒而逃。所以不断有婚礼举行，可是没人给索拉雅唱“慢慢走”，没有人在她手掌涂指甲花，没有人把《可兰经》摆放在她头巾上，每个婚礼上，陪着她跳舞的，总是塔赫里将军。

　　而如今，这个妇女，这个母亲，带着令人心碎的渴望，讨好微笑，对眼中的希望不加掩饰。我对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感到畏怯，而这全都因为，我赢得了那场决定我性别的基因博彩。

　　我从来没能看穿将军的双眸，但我从他妻子眼里懂得的可就多了：如果我在这件事情上——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会遇到对手，那绝对不是她。

　　“请坐，亲爱的阿米尔。”她说，“索拉雅，给他一张椅子，我的孩子。洗几个桃子，它们又甜又多汁。”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得回去了，爸爸在等我。”

　　“哦?”塔赫里太太说，显然，她被我礼貌地婉拒她的得体举止打动了。“那么，给你，至少带上这个。”她抓起一把猕猴桃，还有几个桃子，放进纸袋，坚持要我收下。“替我问候你爸爸，常来看看我们。”

　　“我会的，谢谢你，亲爱的阿姨。”我说，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索拉雅正望着别处。

　　“我还以为你去买可乐了呢。”爸爸说，从我手里接过那袋桃子。他看着我，神情既严肃，又戏谑。我开始找说词，但他咬了一口桃子，挥挥手:“别费劲了，阿米尔。只要记得我说的就行。”

　　那天夜晚，躺在床上，我想着闪烁的阳光在索拉雅眼里舞动的样子，想着她锁骨上方那美丽的凹陷。我在脑里一遍又一遍回放着我们的对话。她说的是“我听说你是个作家”还是“我听说你写作”?是哪句呢?我捂紧被子，盯着天花板，痛苦地想起，要度过连续六个漫漫的雅尔达之夜，我才能再次见到她。

　　好几个星期都是如此这般。我等到将军散步离开，然后走过塔赫里的货摊。如果塔赫里太太在，她会请我喝茶、吃饼干，我们会谈起旧时在喀布尔的光景，那些我们认识的人，还有她的关节炎。她显然注意到我总是在她丈夫离开的时候出现，但她从不揭穿。“哦，你家叔叔刚刚才走开。”她会说。我真的喜欢塔赫里太太在那儿，并且不仅是由于她和善的态度，还因为有她母亲在场，索拉雅会变得更放松、更健谈。何况她在也让我们之间的交往显得正常——虽然不能跟塔赫里将军在场相提并论。有了塔赫里太太的监护，我们的约会就算不


能杜绝风言风语，至少也可以少招惹一些。不过她对我套近乎的态度明显让索拉雅觉得尴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单独在他们的货摊上交谈。她正告诉我学校里的事情，她如何努力学习她的通选课程，她在弗里蒙特的“奥龙专科学校”就读。

　　“你打算主修什么呢?”

　　“我想当老师。”她说。

　　“真的吗?为什么?”

　　“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获得了英语培训证书，现在我每周有一个晚上到公共图书馆教书。我妈妈过去也是教师，她在喀布尔的高级中学教女生法尔西语和历史。”

　　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头戴猎帽，出价3块钱，想买一组5块钱的烛架，索拉雅卖给他。她把钱丢进脚下那个小小的糖果罐，羞涩地望着我。“我想给您讲个故事，”她说，“可是我有点难为情。”

　　“讲来听听。”

　　“它有点傻。”

　　“告诉我吧。”

　　她笑起来,“好吧，在喀布尔，我四年级的时候，我爸爸请了个打理家务的佣人，叫兹芭。她有个姐妹在伊朗的马夏德。因为兹芭不识字，每隔不久，她就会求我给她姐妹写信。每当她姐妹回信，我会念给兹芭听。有一天，我问她想不想读书识字。她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双眼放光，说她很想很想。所以，我完成自己的作业之后，我们就坐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教她认字母。我记得有时候，我作业做到一半，抬起头，发现兹芭在厨房里，搅搅高压锅里面的牛肉，然后坐下，用铅笔做我前一天夜里给她布置的字母表作业。”

　　“不管怎样，不到一年，兹芭能读儿童书了。我们坐在院子里，她给我念达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过全对。她开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师’。”她又笑起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孩子气，但当兹芭第一次自己写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书，别的什么都不想做。我为她骄傲，觉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您说呢?”

　　“是的。”我说谎。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识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涩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学院，我妈妈总是暗示我选择医学院。但我想要成为教师。虽然在这里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妈妈也是教师。”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跟我说过。”接着因为这句话，她脸上泛起红晕。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们曾经“谈起阿米尔”。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让自己不发笑。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我从后裤兜掏出一卷订好的纸张，“实现诺言。”我递给她一篇自己写的小故事。

　　“哦，你还记得。”她说，笑逐颜开,“谢谢你!”我没有时间体会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较正式的“您”称呼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突然间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的红晕褪去，眼睛盯着我身后。我转过身，跟塔赫里将军面对面站着。

　　“亲爱的阿米尔，抱负远大的说故事的人，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挂着淡淡的微笑。

　　“你好，将军大人。”我嗫嚅着说。

　　他从我身旁走过，迈向货摊。“今天天气很好，是吗?”他说，拇指搭在他那间背心的上袋，另一只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纸卷给了他。

　　“他们说整个星期都会下雨呢。很难相信吧，是吗?”他把那卷纸张丢进垃圾桶。转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并排走了几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当喜欢你。你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叹了口气，挥挥手，“……即使有教养的男孩有时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双眼，“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替我向你爸爸问好，亲爱的阿米尔。”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么回事?”爸爸说，接过一个老妇人买木马的钱。

　　“没事。”我说。我坐在一台旧电视机上。不过还是告诉他了。

　　“唉，阿米尔。”他叹气。

　　结果，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让我烦恼太久。

　　因为那个星期稍晚一些时候，爸爸感冒了。

　　开始只是有点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愈了，可是咳嗽还是没好。他会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里。我不停地求他去检查，但他会挥手叫我走开。他讨厌大夫和医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医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疟疾。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撞见他正把一口带血丝的痰咳到马桶里面去。

　　“你这样多久了?”我说。

　　“晚饭吃什么?”他说。

　　“我要带你去看大夫。”




　　虽说爸爸已经是加油站的经理，那老板没有给他提供医疗保险，而爸爸满不在乎，没有坚持。于是我带他去圣荷塞的县立医院。有个面带菜色、双眼浮肿的大夫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第二年的驻院医师。“他看起来比你还年轻，但比我病得还重。”爸爸咕哝说。那驻院医师让我们下楼去做胸部X光扫描。护士喊我们进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填一张表。

　　“把这张表带到前台。”他说，匆匆写着。

　　“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黑点?”我说，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

　　他点点头，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来。“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想质问他，带着“可疑”这个词，我怎么撑过这两个星期?我怎么能够吃饭、工作、学习?他怎么可以用这个词打发我回家?

　　我接过那张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我把头磕在地面，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可兰经》——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求求真主大发善心，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时我很羡慕那个毛拉，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说找不到那张转诊单，问我究竟有没有把它交上去。他们说再过三个星期，会打电话来。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把三个星期改为一个星期内做CAT，两个星期内看医生。

　　接诊的肺科医师叫施内德，开头一切都好，直到爸爸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俄国。爸爸当场翻脸。

　　“对不起，大夫。”我说，将爸爸拉到一旁。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爸爸，我在候诊室看过施内德大夫的简历。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国人，远比你和我更美国。”

　　“我不在乎他在哪儿出生，他是俄国佬。”爸爸说，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个肮脏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国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国佬。我当着你妈妈的面发誓，要是他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断他的手。”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从俄国逃亡出来，你懂吗?他们逃亡!”

　　但爸爸一点都没听进去。有时我认为，爸爸惟一像爱他妻子那样深爱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国。我差点儿抓狂大叫，但我只是叹口气，转向施内德医师。“对不起，大夫，没有办法。”

　　第二个肺科医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子，一头银发。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AT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进行一项叫支气管镜检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块做病理学分析。他安排下个星期进行。我搀扶爸爸走出诊室，向大夫道谢，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整个星期了，这个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样，癌症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性肿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严重”这个词。“当然，可以做化疗。”他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问。

　　阿曼尼叹气说:“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爸爸说，“但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他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顶嘴，阿米尔，永远不要。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跳蚤市场提到的雨水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但当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过往的车辆令地面上的积水溅上人行道。爸爸点了根烟。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抽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进楼下大门的锁眼时，我说:“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爸爸。”

　　爸爸将钥匙放进口袋，把我从雨中拉进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说，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在我小时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盖，放声大哭，他也会给我这种脸色。当时是因为哭泣让他厌恶，现在也是因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他张开嘴巴，闭上，再次张开，重新思索。在我们头顶，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他打开门，转身对着我。“还有，别让人知道这件事情，听到没有?别让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然后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坐在电视机前，一根接一根抽烟。我不知道他藐视的是什么，或者是谁。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许是他从来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么一阵，即使是癌症也没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场去。我们星期六仍搜罗各处车库卖


场，爸爸当司机，我指路，并且在星期天摆摊。铜灯。棒球手套。坏了拉链的滑雪夹克。爸爸跟在那个古老的国家就认识的人互致问候，我和顾客为一两块钱讨价还价。仿佛一切如常。仿佛我成为孤儿的日子并没有随着每次收摊渐渐逼近。

　　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有时会逛到我们这边来。将军仍是一派外交官风范，脸带微笑跟我打招呼，用双手跟我握手。但是塔赫里太太的举止显得有些冷漠，但她会趁将军不留神，偷偷低头朝我微笑，投来一丝歉意的眼光。

　　我记得那段岁月出现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听到爸爸在浴室里呻吟。第一次发现他的枕头上有血。执掌加油站三年以来，爸爸从未请过病假。又是一个第一次。

　　等到那年万圣节，星期六的下午刚过一半，爸爸就显得疲累不堪，我下车去收购那些废品时，他留在车上等待。到了感恩节，还没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现，假雪洒在花旗松的枝桠上，爸爸呆在家里，而我独自开着那辆大众巴士，穿梭在半岛地区。

　　在跳蚤市场，阿富汗人偶尔会对爸爸的消瘦议论纷纷。起初，他们阿谀奉承，问及爸爸饮食有何秘方。可是询问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体重却继续下降。磅数不断减少，再减少。他脸颊深陷，太阳穴松塌，眼睛深深凹进眼眶。

　　接着，新年之后不久，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卖灯罩给一个壮硕的菲律宾人，我在大众巴士里面东翻西找，寻找一条毛毯盖住他的腿。

　　“喂，小子，这个家伙需要帮忙!”菲律宾人焦急地喊道。我转过身，发现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

　　“救命!”我大喊，“来人啊!”我奔向爸爸。他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泡浸湿了胡子。他眼珠上翻，只见一片白。

　　大家都朝我们涌过来。我听见有人说发作了，另外有人说“快打911!”，我听见一阵跑步声。人群围过来，天空变得阴暗。

　　爸爸的泡沫变红了，他在咬自己的舌头。我跪在他身旁，抓住他的手臂，说我在这里爸爸，我在这里，你会好的，我就在这里。好像如此这般，我就能减缓他的病痛，让它们不再烦我爸爸。我感到膝盖一片潮湿。爸爸小便失禁了。嘘，亲爱的爸爸，我在这里。你的儿子就在这里。

　　那个白胡子的大夫头顶油光可鉴，把我拉出病房。“我想跟你一起看看你爸爸的CAT扫描。”他说。他把菲林放在走廊的灯箱上，用铅笔带橡皮擦的那头指着爸爸的癌症所在的图片，好像警察将凶手的大头像展示给罹难者的家属看。在那些照片上，爸爸的大脑看起来像个胡桃的切面，点缀着几个网球状的灰色阴影。

　　“正如你看到的，癌症转移了。”他说，“他必须服用类固醇，以便缩减他大脑里的肿块，还得吃抗中风的药物。我建议做放射线治疗，你明白的我意思吗?”

　　我说我明白。我已经熟悉癌症的相关术语了。

　　“那就好，”他说，看看他的寻呼机，“我得走了，不过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打传呼。”

　　“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彻夜坐在爸爸床边的椅子上。

　　翌日早晨，走廊那端的候诊室挤满了阿富汗人，有纽瓦克来的屠夫，爸爸建造恤孤院时的工程师。他们纷纷走进来，语调沉痛地向爸爸表达他们的敬意，祝福他尽早康复。那时爸爸已经醒了，他虚弱而疲倦，但清醒。

　　早晨过了一半，塔赫里将军和他太太也来了。索拉雅跟在后面，我们对望了一眼，同时将眼光移开。“你好吗，老朋友。”塔赫里将军说，捂着爸爸的手。

　　爸爸示意他看着臂上的输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将军回以微笑。

　　“你们不应如此麻烦的，你们大家。”爸爸呻吟着说。

　　“这不麻烦。”塔赫里太太说。

　　“一点都不麻烦。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什么吗?”塔赫里将军说，“什么都行，请把我当成你的兄弟。”

　　我记得有一次爸爸跟我说起普什图人的事情。我们也许头脑顽固，我知道我们太过骄傲，可是，在危难的时刻，相信我，你会宁愿在身边的是普什图人。

　　爸爸在枕上摇摇头:“你能到这里来已经叫我很高兴了。”将军脸现微笑，捏捏爸爸的手。“你怎么样?亲爱的阿米尔?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他竟然那样看着我，眼中充满慈爱……“不，谢谢，将军大人。我……”我喉咙一哽，泪水止不住掉下来，冲出病房。

　　我站在走廊的灯箱边上哭泣，就在那儿，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凶手的真面目。

　　爸爸的门开了，索拉雅从他的病房走出来。她站在我身边，穿着灰色的长衫和牛仔裤。她的头发倾泻而下。我想在她怀里寻求安慰。

　　“我很抱歉，阿米尔。”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事情很糟糕，但却拿不出什么主意。”

　我用衣袖擦擦眼睛，“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你需要什么吗?”

　　“不。”我挤出微笑。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碰触。我捧起她的手，拉到我的脸上，眼睛上，然后任她抽走。“你最好还是回到里面去，不然你爸爸会出来找的。


”

　　她笑着点点头，“那我回去。”她转身离开。

　　“索拉雅?”

　　“怎么啦?”

　　“我很高兴你来了。这对我……意味着一切。”

　　隔了两天，他们让爸爸出院。他们请来一位放射线肿瘤学专家，游说爸爸接受放射线治疗。爸爸拒绝了。他们试图让我也加入到游说的行列中去。但我见到爸爸脸上的表情，对他们表达谢意，在他们的表格上签名，用那辆福特都灵将爸爸带回家。

　　那晚爸爸躺在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羊毛毯。我给他端来热红茶和烤杏仁，把手伸在他背后，轻而易举地将他扶上来。他的肩侧在我手中感觉就像鸟儿的翅膀。我把毛毯拉到他的胸膛上，那儿瘦骨嶙峋，肤色很差。

　　“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爸爸?”

　　“不用，我的孩子，谢谢你。”

　　我坐在他身旁:“我想你能不能替我办点事情，如果你身体还撑得过去的话。”

　　“什么事?”

　　“我想你帮我提亲，我想你到塔赫里将军家里去，向他提亲。”

　　爸爸的干嘴唇绽放出微笑，宛如枯萎的树叶上的一点绿色。“你想好了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过。”

　　“你仔细考虑了吗?”

　　“当然，爸爸。”

　　“那把电话给我，还有我那本小笔记本。”

　　我眨眨眼:“现在?”

　　“不然还等什么时候?”

　　我微笑:“好的。”我把电话给他，还有爸爸用来记录他那些阿富汗朋友的电话号码的本子。他找到塔赫里的号码。拨号。把听筒提到耳边。我的心脏在胸口怦怦跳。

　　“亲爱的雅米拉?晚上好。”他说，他表明身份。停下。“好多了，谢谢你。你去看望我，真是太谢谢了。”他听了一会儿，点点头，“我会记住的，谢谢。将军大人在家吗?”停下。“谢谢。”

　　他的眼光射向我。不知何故我直想发笑，或者尖叫。我的手握成拳头，塞在嘴里，咬着它。爸爸轻轻哼笑。

　　“将军大人，晚上好……是的，好多了好多了……好的……你太好了。将军大人，我打电话来，是想问，明天早上我可不可以去拜访你和塔赫里太太，有件很荣誉的事情……是的……十一点刚刚好。到时见。再见。”

　　他挂上电话。我们看着对方。我突然笑起来，爸爸也跟着加入。

　　爸爸弄湿头发，将其朝后梳。我帮他穿上干净的白衬衫，替他打好领带，发现领口的纽扣和爸爸的脖子之间多出了两英寸的空间。我在想当爸爸逝去，该留下多大的虚空。我强迫自己想别的。他没逝去，还没有，今天应该想些美好的事情。他那套棕色西装的上衣，我毕业那天他穿着那件，松松垮垮挂在他身上——爸爸消瘦得太厉害了，再也不合身了。我只好把袖子卷起来。我弯腰替他绑好鞋带。

　　塔赫里一家住在一座单层的平房里面，那一带是弗里蒙特知名的阿富汗人聚居地。那房子有凸窗，斜屋顶，还有个围起的门廊，我看见上面有几株天竺葵。

　　我扶爸爸下福特车，再溜回车里。他倚着副驾驶座的车窗:“回家去吧，过一个小时我打电话给你。”

　　“好的，爸爸。”我说，“好运。”

　　他微笑。

　　我驱车离开。透过观后镜，爸爸正走上塔赫里家的车道，尽最后一次为人父的责任。

　　我在我们住所的客厅走来走去，等待爸爸的电话。客厅长15步，宽10步半。如果将军拒绝怎么办?要是他讨厌我那又如何?我不停走进厨房，查看烤炉上的时钟。

　　快到中午的时候电话响起。是爸爸。

　　“怎么样?”

　　“将军同意了。”

　　我松了一口气。坐下，双手颤抖。“他同意了?”

　　“是的。不过亲爱的索拉雅在阁楼她的房间里面，她想先跟你谈谈。”

　　“好的。”

　　爸爸对某个人说了几句话，接着传来两下按键声，他挂了电话。

　　“阿米尔?”索拉雅的声音。

　　“你好。”

　　“我爸爸同意了。”

　　“我知道。”我说，换手握住听筒。我在微笑。“我太高兴了，不知道说什么。”

　　“我也很高兴，阿米尔。我……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我大笑:“我知道。”

　　“听着，”她说,“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一些你必须事先知道的事情……”

　　“我不在乎那是什么。”

　　“你必须知道。我不想我们一开始就有秘密，而且我宁愿亲口告诉你。”

　　“如果那会让你觉得好一些，你就告诉我吧。但是它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电话那端沉默了好久。“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跟一个阿富汗人私奔了。那时我十八岁……很叛逆……愚蠢……他吸毒……我们同居了将近一个月。弗吉尼亚所有的阿富汗人议论纷纷。”

　　“最后爸爸找到我们。他站在门口……要我回家。我歇斯底里，哭喊，尖叫，说我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