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大家要求贴：追风筝的人（全文）

ding .......

还不继续啊//

第 六 章

冬天。

　　每年下雪的第一天，我都会这样度过：一大清早我穿着睡衣，走到屋子外面，双臂环抱抵御严寒。我发现车道、爸爸的轿车、围墙、树木、屋顶还有山丘，统统覆盖着一英尺厚的积雪。我微笑。天空一碧如洗，万里无云。白晃晃的雪花刺痛我的眼睛。我捧起一把新雪，塞进嘴里，四周静谧无声，只有几声乌鸦的啼叫传进耳里。我赤足走下前门的台阶，把哈桑


叫出来看看。

　　冬天是喀布尔每个孩子最喜欢的季节，至少那些家里买得起一个温暖铁炉的孩子是这样的。理由很简单：每当天寒地冻，学校就停课了。于我而言，冬天意味着那些复杂的除法题目的结束，也不用去背保加利亚的首都，可以开始一连三个月坐在火炉边跟哈桑玩扑克，星期二早晨去电影院公园看免费的俄罗斯影片，早上堆个雪人之后，午餐吃一顿甜芜青拌饭。

　　当然还有风筝。放风筝。追风筝。

　　对于某些可怜的孩子来说，冬天并不代表学期的结束，还有种叫自愿冬季课程的东西。据我所知，没有学生自愿去参加那些课程，当然是父母自愿送他们去。幸运的是，爸爸不是这样的家长。我记得有个叫艾哈迈德的家伙，住的地方跟我家隔街相望。他的父亲可能是个什么医生，我想。艾哈迈德患有癫痫，总是穿着羊毛内衣，戴一副黑框眼镜——阿塞夫经常欺负他。每天早晨，我从卧室的窗户看出去，他们家的哈扎拉佣人把车道上的雪铲开，为那辆黑色的欧宝清道。我看着艾哈迈德和他的父亲上车，艾哈迈德穿着羊毛内衣和冬天的外套，背着个塞满课本和铅笔的书包。我穿着法兰绒睡衣，看他们扬长而去，转过街道的拐角，然后钻回我的床上去。我将毛毯拉到脖子上，透过窗户，望着北边白雪皑皑的山头。望着它们，直到再次入睡。

　　我喜欢喀布尔的冬天。我喜欢夜里满天飞雪轻轻敲打我的窗户，我喜欢新霁的积雪在我的黑色胶靴下吱嘎作响，我喜欢感受铁炉的温暖，听寒风呼啸着吹过街道、吹过院子。但更重要的是，每逢林木萧瑟，冰雪封路，爸爸和我之间的寒意会稍微好转。那是因为风筝。爸爸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之下，但我们生活在各自的区域，风筝是我们之间薄如纸的交集。

　　每年冬天，喀布尔的各个城区会举办风筝比赛。如果你是生活在喀布尔的孩子，那么比赛那天，无疑是这个寒冷季节最令人振奋的时候。每次比赛前夜我都会失眠，我会辗转反侧，双手借着灯光在墙上投射出动物形状的影子，甚至裹条毛毯，在一片漆黑中到阳台上呆坐。我像是个士兵，大战来临前夜试图在战壕上入睡。其实也差不多，在喀布尔，斗风筝跟上战场有点相像。

　　跟任何战争一样，你必须为自己做好准备。有那么一阵，哈桑和我经常自己制作风筝。秋天开始，我们每周省下一点零用钱，投进爸爸从赫拉特买来的瓷马里面。到得寒风呼啸、雪花飞舞的时候，我们揭开瓷马腹部的盖子，到市场去买竹子、胶水、线、纸。我们每天花几个小时，打造风筝的骨架，剪裁那些让风筝更加灵动的薄棉纸。再接着，我们当然还得自己准备线。如果风筝是枪，那么缀有玻璃屑的线就是膛里的子弹。我们得走到院子里，把五百英尺线放进一桶混有玻璃屑的胶水里面，接着把线挂在树上，让它风干。第二天，我们会把这为战斗准备的线缠绕在一个木轴上。等到雪花融化、春雨绵绵，喀布尔每个孩子的手指上，都会有一些横切的伤口，那是斗了一个冬天的风筝留下的证据。我记得开学那天，同学们挤在一起，比较各自的战伤。伤口很痛，几个星期都好不了，但我毫不在意。我们的冬天总是那样匆匆来了又走，伤疤提醒我们怀念那个最令人喜爱的季节。接着班长会吹口哨，我们排成一列，走进教室，心中已然渴望冬季的到来，但招呼我们的是又一个幽灵般的漫长学年。

　　0但是没隔多久，事实证明我和哈桑造风筝实在不行，斗风筝倒是好手。我们设计的风筝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难逃悲惨的命运。所以爸爸开始带我们去塞弗的店里买风筝。塞弗是个近乎瞎眼的老人，以替人修鞋为生，但他也是全城最著名的造风筝高手。他的小作坊在拥挤的雅德梅湾大道上，也就是喀布尔河泥泞的南岸那边。爸爸会给我们每人买三个同样的风筝和几轴玻璃线。如果我改变主意，求爸爸给我买个更大、更好看的风筝，爸爸会买给我，可是也会给哈桑买一个。有时我希望他别给哈桑买，希望他最疼我。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比赛一大清早就开始，直到仅剩一只胜出的风筝在空中翱翔才告结束。我记得有一年，比赛到了天黑还没终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屋顶上，为自家的孩子鼓劲加油。街道上满是风筝斗士，手里的线时而猛拉、时而速放，目不转睛地仰望天空，力图占个好位置，以便割断敌手的风筝线。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帮忙收放风筝线。我的助手是哈桑。

　　有一次，有个多嘴的印度小孩，他家最近才搬到附近，告诉我们，在他的家乡，斗风筝必须严格遵守一些规则和规定。“你必须在指定的区域放风筝，并且你必须站在风向成直角的地方。”他骄傲地说，“还有，你不能用铝来做玻璃线。”

　　哈桑和我对望了一眼。让你吹吧。这个印度小孩很快会学到的，跟英国人在这个世纪之初以及俄国人在1980年代晚期学到的如出一辙：阿富汗人是独立的民族。阿富汗人尊重风俗，但讨厌规则，斗风筝也是这样。规则很简单：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祝你好运。

　　不仅如此，若有风筝被割断，真正的乐趣就开始了。这时，该追风筝的人出动，那些孩子追逐那个在随风飘扬的风筝，在临近的街区奔走，直到它盘旋着跌落在田里，或者掉进某家的院子里，或挂在树上，或停在屋顶上。追逐十分激烈：追风筝的人蜂拥着漫过大街小巷，相互推搡，像西班牙人那样。我曾看过一本书，说起他们在斗牛节时被公牛追赶的景象。有一年某个邻居的小孩爬上松树，去捡风筝，结果树枝不堪重负，他从三十英尺高的地方跌下来，摔得再也无法行走，但他跌下来时手里还抓着那只风筝。如果追风筝的人手里拿着风


筝，没有人能将它拿走。这不是规则，而是风俗。

　　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在冬天的比赛中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人们会将其挂在壁炉架之下，供客人欢欣赞叹。每当满天风筝消失得只剩下最后两只，每个追风筝的人都厉兵秣马，准备摘取此项大奖。他们会朝向那个他们预计风筝跌落的地方，绷紧的肌肉蓄势待发，脖子抬起，眼睛眯着，斗志昂扬。当最后一只风筝被割断，立即一片骚动。

　　多年过去，我曾见到无数家伙参与追风筝，但哈桑是我见过的人中最精此道的高手。十分奇怪的是，在风筝跌落之前，他总是等在那个它将要跌落的地方，似乎他体内有某种指南针。

　　我记得有个阴暗的冬日，哈桑和我追着一只风筝。我跟着他，穿过各处街区，跳过水沟，侧身跑过那些狭窄的街道。我比他大一岁，但哈桑跑得比我快，我落在后面。

　　“哈桑，等等我。”我气喘吁吁地大喊，有些恼怒。

　　他转过身，挥挥手:“这边!”说完就冲进另外一个拐角处。我抬头一看，那个方向与风筝跌落的方向恰好相反。

　　“我们追不到它了!我们跑错路了!”我高声叫道。

　　“相信我!”我听见他在前面说。我跑到拐角处，发现哈桑低首飞奔，根本就没有抬头看看天空，汗水浸透了他后背的衣服。我踩到一块石头，摔了一跤——我非但跑得比哈桑慢，也笨拙得多，我总是羡慕他与生俱来的运动才能。我站起身来，瞥见哈桑又拐进了另一条巷子。我艰难地追着他，摔破的膝盖传来阵阵剧痛。

　　我看到我们最终停在一条车辙纵横的泥土路上，就在独立中学旁边。路边有块田地，夏天会种满莴苣；路的另外一边有成排的酸樱桃树。只见哈桑盘起双腿，坐在其中一棵树下，吃着手里的一捧桑椹干。

　　“我们在这干吗呢?”我上气不接下气，胃里翻江倒海，简直要吐出来。

　　他微笑:“在我这边坐下，阿米尔少爷。”

　　我在他旁边颓然倒下，躺在一层薄薄的雪花上，喘着气。“你在浪费时间。它朝另外一边飞去了，你没看到吗?”

　　哈桑往嘴里扔了一颗桑椹:“它飞过来了。”我呼吸艰难，而他一点都不累。

　　“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朝我转过身，有些汗珠从他额头流下来，“我骗过你吗，阿米尔少爷?”

　　刹那间我决定跟他开开玩笑:“我不知道。你会骗我吗?”

　　“我宁愿吃泥巴也不骗你。”他带着愤愤的表情说。

　　“真的吗?你会那样做?”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么?”

　　“如果我让你吃泥巴，你会吃吗?”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残忍，好像以前，我总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来戏弄他，但取笑哈桑有点好玩——虽然是病态的好玩，跟我们折磨昆虫的游戏有点相似。不过现在，他是蚂蚁，而拿着放大镜的人是我。

　　他久久看着我的脸。我们坐在那儿，两个男孩，坐在一棵酸樱桃树下，突然间我们看着，真的看着对方。就在那时，哈桑的脸又变了。也许没有变，不是真的变了，但我瞬间觉得自己看到了两张脸，一张是我认得的，我从小熟悉的；另外一张，第二张，就隐藏在表层之下。我曾经看到过他的脸色变化——总是吓我一跳，它每次出现不过惊鸿一瞥，但足以让我疑惑不安，觉得自己也许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随后，哈桑眨眨眼，他又是他了，只是哈桑了。

　　“如果你要求，我会的。”他终于说，眼睛直看着我。我垂下眼光，时至今日，我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像哈桑这样的人，这种说出的每个字都当真的人。

　　“不过我怀疑，”他补充说，“你是否会让我这么做。你会吗，阿米尔少爷?”就这样，轮到他考验我了。如果我继续戏弄他，考验他的忠诚，那么他会戏弄我，考验我的正直。

　　要是我没有开始这场对话就好了!我勉强露出一个笑脸，“别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会的。”

　　哈桑报我以微笑，不过他并非强颜欢笑。“我知道。”他说。这就是那些一诺千金的人的作风，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

　　“风筝来了。”哈桑说，指向天空，他站起身来，朝左边走了几步。我抬头，望见风筝正朝我们一头扎下来。我听见脚步声，叫喊声，一群追风筝的人正闹哄哄向这边跑来。但他们只是白费时间。因为哈桑脸带微笑，张开双手，站在那儿等着风筝。除非真主——如果他存在的话——弄瞎了我的眼，不然风筝一定会落进他张开的臂弯里。

　　1975年冬天，我最后一次看到哈桑追风筝。

　　通常，每个街区都会举办自己的比赛。但那年，巡回赛由我所在的街区，瓦兹尔·阿克巴·汗区举办，几个其他的城区——卡德察区、卡德帕湾区、梅寇拉扬区、科德桑吉区——也应邀参加。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谈论即将举办的巡回赛，据说这是二十五年来规模最大的风筝比赛。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和我坐在书房里铺满毛皮的椅子上，烤着火，边喝茶边交谈。早些时候，阿里服侍我们用过晚餐——土豆、咖喱西兰花拌饭，回去跟哈桑度过漫漫长夜。爸爸塞着他的烟管，我求他讲那个故事给我听，据说某年冬天，有一群狼从山上下来，游荡到赫拉特，迫使人们在屋里躲了一个星期。爸爸划了一根火柴，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巡回赛，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或者该怎么说。我要是取胜了会怎么样呢?他只是交给我一把钥匙吗?我是斗风筝的好手，实际上，是非常出色的好手。好几次我差点赢得冬季巡回赛——有一次，我还进了前三名。但差点儿和赢得比赛是两回事，不是吗?爸爸从来不差点儿，他只是获胜，获胜者赢得比赛，其他人只能回家。爸爸总是胜利，赢得一切他想赢得的东西。难道他没有权利要求他的儿子也这样吗?想想吧，要是我赢得比赛……

　　爸爸吸着烟管，跟我说话。我假装在听，但我听不进去，有点心不在焉，因为爸爸随口一说，在我脑海埋下了一颗种子：赢得冬季巡回赛是个好办法。我要赢得比赛，没有其他选择。我要赢得比赛，我的风筝要坚持到最后。然后我会把它带回家，带给爸爸看。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那么也许我在家里孤魂野鬼般的日子就可以结束。我让自己幻想着：我幻想吃晚饭的时候，充满欢声笑语，而非一言不发，只有银餐具偶尔的碰撞声和几声“嗯哦”打破寂静。我想像星期五爸爸开着车带我去帕格曼，中途在喀尔卡湖稍作休憩，吃着炸鳟鱼和炸土豆。我们会去动物园看看那只叫“玛扬”的狮子，也许爸爸不会一直打哈欠，偷偷看着他的腕表。也许爸爸甚至还会看看我写的故事，我情愿为他写一百篇，哪怕他只挑一篇看看。也许他会像拉辛汗那样，叫我“亲爱的阿米尔”。也许，只是也许，他最终会原谅我杀了他的妻子。

　　爸爸告诉我有一天他割断了十四只风筝的线。我不时微笑，点头，大笑，一切恰到好处，但我几乎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现在我有个使命了，我不会让爸爸失望。这次不会。

　　巡回赛前夜大雪纷飞。哈桑和我坐在暖炉桌前玩一种叫做“番吉帕”的扑克游戏，寒风吹着树枝，打在窗户上嗒嗒作响。当天早些时候，我要阿里替我们布置暖炉桌——在一张低矮的桌子下面，摆放电暖片，然后盖上厚厚的棉毯。他在桌旁铺满地毯和坐垫，足够供二十个人坐下，把腿伸进桌子下面。每逢下雪，哈桑和我经常整天坐在暖炉桌边，下棋或者打牌，主要是玩“番吉帕”。

　　我杀了哈桑两张方块10，打给他两条J和一张6。隔壁是爸爸的书房，他和拉辛汗在跟几个人谈生意。其中有个我认得是阿塞夫的父亲。隔着墙，我能听到喀布尔新闻广播电台沙沙的声音。

　　哈桑杀了6，要了两条J。达乌德汗在收音机中宣布有关外国投资的消息。

　　“他说有一天喀布尔也会拥有电视。”我说。

　　“谁?”

　　“达乌德汗，你这个家伙，我们的总统。”

　　哈桑咯咯笑起来，“我听说伊朗已经有了。”他说。

　　我叹了一口气:“那些伊朗人……”对多数哈扎拉人来说，伊朗是个避难所，我猜想也许是因为多数伊朗人跟哈扎拉人一样，都是什叶派穆斯林。但我记得夏天的时候有个老师说起伊朗人，说他们都是笑面虎，一边用手拍拍你的后背示好，另一只手却会去掏你的口袋。我将这个告诉爸爸，爸爸说我的老师不过是个嫉妒的阿富汗人，他嫉妒，因为伊朗在亚洲声望日隆，而世界上多数人看世界地图的时候还找不到阿富汗在哪里。“这样说很伤感情，”他说，耸着肩，“但被真相伤害总比被谎言安慰好。”

　　“有一天我会给你买的。”我说。

　　哈桑笑逐颜开:“电视机?真的吗?”

　　“当然，还不是黑白的那种。到时我们也许都是大人了，不过我会给我们买两个。一个给你，一个给我。”

　　“我要把它放在我画画的桌子上。”哈桑说。

　　他这么说让我觉得很难过。我为哈桑的身份、为他居住的地方难过。他长大之后，将会像他父亲一样，住在院子里那间破房子，而他对此照单全收，让我觉得难过。我抽起最后一张牌，给他一对Q和一张10。

　　哈桑要了一对Q，“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明天会让老爷觉得很骄傲。”

　　“你这样想啊?”

　　“安拉保佑。”他说。

　　“安拉保佑。”我回应，虽然这句“安拉保佑”从我嘴里说出来有些口不由心。哈桑就是这样，他真是纯洁得该死，跟他在一起，你永远觉得自己是个骗子。

　　我杀了他的K，扔给他最后一张牌：黑桃A。他必须吃下。我赢了，不过在洗牌的时候，我怀疑这是哈桑故意让我赢的。

　“阿米尔少爷?”

　　“怎么啦?”

　　“你知道……我喜欢我住的地方。”他总是这样，能看穿我的心事，“它是我的家。”

  
　　“不管怎样，”我说，“准备再输一局吧。”

　　次日早晨，哈桑在泡早餐红茶，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我们在喀尔卡湖，你，我，爸爸，老爷，拉辛汗，还有几千个人。”他说，“天气暖和，阳光灿烂，湖水像镜子一样清澈。但是没有人游泳，因为他们说湖里有个鬼怪。它在湖底潜伏着，等待着。”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加了糖，吹了几下，把它端给我。“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不敢下水。突然间你踢掉鞋子，阿米尔少爷，脱掉你的衣服。‘里面没有鬼怪，’你说,‘我证明给你


们看看。’大家还来不及阻止你，你一头扎进湖里，游开了。我跟着你，我们都游着。”

　　“可是你不会游泳。”

　　哈桑哈哈大笑:“那是在梦里啊，阿米尔少爷，你能做任何事情。每个人都尖声叫唤:‘快起来!快起来!’但我们只是在冰冷的湖水里面游泳。我们游到湖中央，停下来。我们转向湖岸，朝人们挥手。他们看起来像小小的蚂蚁，但我们能听到他们的掌声。现在他们知道了，湖里没有鬼怪，只有湖水。随后他们给湖改了名字，管它叫‘喀布尔的苏丹阿米尔和哈桑之湖’。我们向那些到湖里游泳的人收钱。”

　　“这梦是什么意思呢?”我说。

　　他替我烤好馕饼，涂上甜果酱，放在盘子里。“我不知道，我还指望你告诉我呢。”

　　“好吧，那是个愚蠢的梦而已，没有什么含义。”

　　“爸爸说梦总是意味着某种东西。”

　　我喝着茶，“那么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呢?他多聪明呀。”我的不耐烦简直出乎自己意料。我彻夜未眠，脖子和后背像绷紧的钢丝，眼睛刺痛。即使这样，我对哈桑也太刻薄了。我差点向他道歉，但是没有。哈桑明白我只是精神紧张。哈桑总是明白我。

　　楼上，我听见从爸爸的卫生间传来一阵水流的声音。

　　街上新霁的积雪银光闪闪，天空蓝得无可挑剔。雪花覆盖了每一个屋顶，矮小的桑椹树在我们这条街排开，树枝上也堆满了积雪。一夜之间，雪花塞满了所有的裂缝和水沟。哈桑和我走出锻铁大门时，雪花反射出白晃晃的光芒，照得我睁不开眼。阿里在我们身后关上门。我听见他低声祈祷——每次他儿子外出，他总是要祈祷。

　　我从来没有见到街上有这么多人。儿童在打雪仗，拌嘴，相互追逐，咯咯笑着。风筝斗士和帮他们拿卷轴的人挤在一起，做最后的准备。周围的街道传来欢声笑语，各处屋顶已经挤满了看客，他们斜躺在折叠椅上，暖水壶里的红茶热气腾腾，录音机传出艾哈迈德·查希尔［1］Ahmad Zahir（1946～1979），阿富汗歌星。［1］喧闹的音乐。风靡全国的艾哈迈德·查希尔改进了阿富汗音乐，给传统的手鼓和手风琴配上电吉他、小号和鼓，激怒了那些保守的教徒。无论在台上表演还是开派对，他都跟以前那些呆板的歌手不同，他拒绝木无表情的演出，而是边唱边微笑——有时甚至对女人微笑。我朝自家的屋顶看去，发现爸爸和拉辛汗坐在一张长凳上，两人都穿着羊毛衫，喝着茶。爸爸挥挥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跟我还是跟哈桑打招呼。

　　“我们得开始了。”哈桑说。他穿着一双黑色的橡胶雪靴，厚厚的羊毛衫和褪色的灯芯绒裤外面，罩着绿色的长袍。阳光照在他脸上，我看到他唇上那道粉红色的伤痕已经弥合得很好了。

　　0突然间我想放弃，把东西收起来，转身回家。我在想什么呢?我既然已经知道结局，何必还要让自己来体验这一切呢?爸爸在屋顶上，看着我。我觉得他的眼光像太阳那样热得令人发烫。今天，即使是我，也必定难逃惨败。

　　“我有点不想在今天放风筝了。”我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哈桑说。

　　我转动双脚，试图让眼光离开我们家的屋顶。“我不知道，也许我们该回家去。”

　　接着他上前一步，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有些吃惊的话。“记住，阿米尔少爷，没有鬼怪，只是个好日子。”我对他脑海盘桓的念头常常一无所知，可是我在他面前怎么就像一本打开的书?到学校上学的人是我，会读书写字的人是我，聪明伶俐的也是我。哈桑虽然看不懂一年级的课本，却能看穿我。这让人不安，可是有人永远对你的需求了如指掌，毕竟也叫人宽心。

　　“没有鬼怪。”我低声说，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觉得好些了。

　　他微笑:“没有鬼怪。”

　　“你确定?”

　　他闭上双眼，点点头。

　　我看着那些在街道蹿上蹿下打雪仗的孩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对吧?”

　　“我们来放风筝吧。”他说。

　　当时我觉得哈桑那个梦可能是他编出来的。那可能吗?我确定不是，哈桑没那么聪明，我也没那么聪明。但不管是否是编造的，那个愚蠢的梦缓解了我的焦虑。兴许我该除去衣服，到湖里去游一游。为什么不呢?

　　“我们来放。”我说。

　　哈桑神色一振:“好啊!”他举起我们的风筝：红色的风筝，镶着黄边，在竖轴和横轴交叉的地方，有塞弗的亲笔签名。他舔舔手指，把它举起，测试风向，然后顺风跑去。我们偶尔也在夏天放风筝，他会踢起灰尘，看风吹向什么方位。我手里的卷轴转动着，直到哈桑停下来，大约在五十英尺开外。他将风筝高举过顶，仿佛一个奥运会的田径运动员高举获得的金牌。按照我们往常的信号，我猛拉两次线，哈桑放开了风筝。

　　虽说爸爸和学校的老师诲我不倦，我终究无法对真主死心塌地。可是当时，从教义答问课程学到的某段《可兰经》涌上嘴边，我低声念诵，然后深深吸气，呼气，跟着拉线跑开。不消一分钟，我的风筝扶摇直上，发出宛如鸟儿扑打翅膀的声音。哈桑拍掌称好，跑在我身后。我把卷轴交给他，双手拉紧风筝线，他敏捷地将那松弛的线卷起来。

　　空中已经挂着至少二十来只风筝，如同纸制的鲨鱼，巡游搜猎食物。不到一个钟头，这


个数字翻了一番，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风筝在苍穹来回飞舞，熠熠生辉。寒冷的微风吹过我的头发。这风正适宜放风筝，风速不大，恰好能让风筝飘浮起来，也便于操控。哈桑在我身旁，帮忙拿着卷轴，手掌已被线割得鲜血淋漓。

　　顷刻间，割线开始了，第一批被挫败的风筝断了线，回旋着跌落下来。它们像流星那样划过苍天，拖着闪亮的尾巴，散落在临近的街区，给追风筝的人带来奖赏。我能听得见那些追风筝的人，高声叫嚷，奔过大街小巷。有人扯开喉咙，报告说有两条街上爆发冲突了。

　　我偷眼望向爸爸，看见他和拉辛汗坐在一起，寻思他眼下在想些什么。他在为我加油吗?还是希望我的失败给他带来愉悦?放风筝就是这样的，思绪随着风筝高低起伏。

　　风筝纷纷坠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仍在放着风筝，双眼不时瞟向爸爸，紧紧盯着他的羊毛衫。我坚持了这么久，他是不是很吃惊?你的眼睛没有看着天上，你坚持不了多久啦。我将视线收回空中。有只红色的风筝正在飞近——我发现它的时间恰到好处。我跟它对峙了一会，它失去耐心，试图从下面割断我，我将它送上了不归路。

　　街头巷尾满是凯旋而回的追风筝者，他们高举追到的战利品，拿着它们在亲朋好友面前炫耀。但他们统统知道最好的还没出现，最大的奖项还在飞翔。我割断了一只带有白色尾巴的黄风筝，代价是食指又多了一道伤口，血液汩汩流入我的掌心。我让哈桑拿着线，把血吸干，在牛仔裤上擦擦手指。

　　又过了一个钟头，天空中幸存的风筝，已经从约莫五十只剧减到十来只。我的是其中之一，我杀入前十二名。我知道巡回赛到了这个阶段，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家伙既然能活下来，技术实在非同小可——他们可不会掉进简单的陷阱里面，比如哈桑最喜欢用的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到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太阳躲在它们后面，影子开始拉长，屋顶那些看客戴上围巾，穿上厚厚的外套。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仍是其中之一。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就像堆在墙上的雪花那样，一次一片地累积。

　　我的眼光转向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面，它大开杀戒。

　　“它干掉几只?”我问。

　　“我数过了，十一只。”哈桑说。

　　“你知道放风筝的人是谁吗?”

　　哈桑啪嗒一下舌头，仰起下巴。那是哈桑的招牌动作，表示他不知道。蓝风筝割断一只紫色的大家伙，转了两个大圈。隔了十分钟，它又干掉两只，追风筝的人蜂拥而上，追逐它们去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只剩下四只风筝了。我的风筝仍在飞翔，我的动作无懈可击，仿佛阵阵寒风都照我的意思吹来。我从来没有这般胜券在握，这么幸运，太让人兴奋了!我不敢抬眼望向那屋顶，眼光不敢从天空移开，我得聚精会神，聪明地操控风筝。又过了十五分钟，早上那个看起来十分好笑的梦突然之间触手可及：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家伙了，那只蓝风筝。

　　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那条玻璃线。人们纷纷顿足、拍掌、尖叫、欢呼。“干掉它!干掉它!”我在想，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音乐震耳欲聋，蒸馒头和油炸菜饼的香味从屋顶和敞开的门户飘出来。

　　但我所能听到的——我迫使自己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我所看到的，只是那只蓝风筝。我所闻到的，只是胜利的味道。获救。赎罪。如果爸爸是错的，如果真像他们在学校说的，有那么一位真主，那么他会让我赢得胜利。我不知道其他家伙斗风筝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在人前吹嘘吧。但于我而言，这是惟一的机会，让我可以成为一个被注目而非仅仅被看到、被聆听而非仅仅被听到的人。倘若真主存在，他会引导风向，让它助我成功，我一拉线，就能割断我的痛苦，割断我的渴求，我业已忍耐得太久，业已走得太远。刹那之间，就这样，我信心十足。我会赢。只是迟早的问题。

　　结果比我预想的要快。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我卷开线，让它飞高。我的风筝转了一个圈，飞到那只蓝色家伙的上面，我稳住位置。蓝风筝知道自己麻烦来了，它绝望地使出各种花招，试图摆脱险境，但我不会放过它，我稳住位置。人群知道胜负即将揭晓。“干掉它!干掉它!”的齐声欢呼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你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快赢了!”哈桑兴奋得直喘气。

　　那一刻来临了。我合上双眼，松开拉着线的手。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割开一个创口。接着……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也不用看。哈桑抱着我的脖子，不断尖叫。

　　“太棒了!太棒了!阿米尔少爷!”

　　我睁开眼睛，望见蓝风筝猛然扎下，好像轮胎从高速行驶的轿车脱落。我眨眨眼，疲累不堪，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突然间我腾空而起，从空中望着自己。黑色的皮衣，红色的围巾，褪色的牛仔裤。一个瘦弱的男孩，肤色微黄，身材对于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显得有些矮小。他肩膀窄小，黑色的眼圈围着淡褐色的眼珠，微风吹起他淡棕色的头发。他抬头望


着我，我们相视微笑。

　　然后我高声尖叫，一切都是那么色彩斑斓、那么悦耳动听，一切都是那么鲜活、那么美好。我伸出空手抱着哈桑，我们跳上跳下，我们两个都笑着、哭着。“你赢了，阿米尔少爷!你赢了!”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只说出这句话。这是真的吗?在过去的日子里，我眨眨眼，从美梦中醒来，起床，下楼到厨房去吃早餐，除了哈桑没人跟我说话。穿好衣服。等爸爸。放弃。回到我原来的生活。然后我看到爸爸在我们的屋顶上，他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拍掌称快。就在那儿，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看见爸爸站在屋顶上，终于以我为荣。

　　但他似乎在做别的事情，双手焦急地摇动。于是我明白了，“哈桑，我们……”

　　“我知道，”他从我们的拥抱中挣脱，“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他放下卷轴，撒腿就跑，他穿的那件绿色长袍的后褶边拖在雪地上。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的橡胶靴子踢起阵阵雪花，已经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哈桑式的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再一次看到他笑得如此灿烂，已是二十六年之后，在一张褪色的宝丽莱照片上。

　　人群涌上来向我道贺，我开始把风筝收回来。我跟他们握手，向他们道谢。那些比我更小的孩童望着我的眼神充满敬畏，我是个英雄。人们伸手拍拍我的后背，摸摸我的头发。我边拉着线，边朝每个人微笑，但我的心思在那个蓝风筝上。

　　最后，我收回了自己的风筝。我捡起脚下的卷轴，把松弛的线收好，期间又握了几双手，接着走回家。走到那扇锻铁大门时，阿里在门后等着，他从栅栏伸出手，“恭喜。”

　　我把风筝和卷轴给他，握握他的手,“谢谢你，亲爱的阿里。”

　　“我一直为你祈祷。”

　　“继续祈祷吧，我们还没全赢呢。”

　　我匆忙走回街上。我没向阿里问起爸爸，我还不想见到他。在我脑里，一切都计划好了：我要班师回朝，像一个英雄，用鲜血淋漓的手捧着战利品。我要万头攒动，万众瞩目，罗斯坦和索拉博彼此打量，此时无声胜有声。然后年老的战士会走向年轻的战士，抱着他，承认他出类拔萃。证明。获救。赎罪。然后呢?这么说吧……之后当然是永远幸福。还会有别的吗?

　　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街道不多，彼此成直角纵横交错，像个棋盘。当时它是个新城区，仍在蓬勃发展中，已建成的住宅区有八英尺高的围墙，在它们之间，街道上有大量的空地和尚未完工的房子。我跑遍每条街巷，搜寻哈桑的踪迹。到处都是忙着收起折叠椅的人们，在整天的狂欢之后，收起食物和器皿。有些还坐在他们的屋顶上，高声向我道贺。

　　在我们家南边第四条街，我碰到奥马尔，他父亲是工程师，也是爸爸的朋友。他正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跟他弟弟玩足球。奥马尔是个不错的家伙。我们是四年级的同学，有次他送给我一枝水笔，配有抽取式墨水盒那种。

　　“听说你赢了，阿米尔，”他说，“恭喜恭喜。”

　　“谢谢，你见到哈桑了吗?”

　　“你的哈扎拉人?”

　　我点点头。

　　奥马尔用头将足球顶给他弟弟，“我听说他追风筝可厉害了。”他弟弟将足球顶回来，奥马尔伸手抓住，拍上拍下。“不过我总是奇怪他是怎么追到的。我的意思是说，他的眼睛那么小，怎么能看到任何东西呢?”

　　他弟弟哈哈大笑，随后又要回足球，奥马尔没理他。

　　“你见到他了吗?”

　　奥马尔伸出拇指，朝肩膀后指了指西南边的方向:“刚才我看见他朝市场那边跑过去。”

　　“谢谢。”我赶忙跑开。

　　我到达市场那边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粉红色和紫色的晚霞点缀着天空。再走几条街就是哈吉·雅霍清真寺，僧侣在那儿高声呼喊，号令那些朝拜者铺开毯子，朝西边磕头，诚心祷告。每日五次的祈祷哈桑从不错过，就算我们在玩，他也会告退，从院子里的深井汲起一桶水，清洗完毕，消失在那间破屋子里面。隔几分钟，他就会面带微笑走出来，发现我坐在墙上，或者坐在树枝上。可是，他今晚就要错过祈祷了，那全因为我。

　　市场不一会就空荡荡的，做生意的人都打烊了。我在一片泥泞中奔走，两边是成排的、挤得紧紧的小店，人们可以在一个血水横流的摊前买刚宰好的野鸡，而隔壁的小店则出售电子计算器。我在零落的人群中寻路前进，步履维艰的乞丐身上披着一层又一层的破布，小贩肩上扛着毛毯，布料商人和出售生鲜的屠夫则在关上铺门。我找不到哈桑的踪迹。

　　我停在一个卖干果的小摊前面，有个年老的商人戴着蓝色的头巾，把一袋袋松子和葡萄干放到驴子身上。我向他描述哈桑的相貌。

　　他停下来，久久看着我，然后开口说:“兴许我见过他。”

　　“他跑哪边去了?”




　　他上下打量着我:“像你这样的男孩，干吗在这个时候找一个哈扎拉人呢?”他艳羡地看着我的皮衣和牛仔裤——牛仔穿的裤子，我们总是这样说。在阿富汗，拥有任何不是二手的美国货，都是财富的象征。

　　“我得找到他，老爷。”

　　“他是你的什么人?”他问。我不知道他干吗要这样问，但我提醒自己，不耐烦只会让他缄口不言。

　　“他是我家仆人的儿子。”我说。

　　那老人扬了扬灰白的眉毛:“是吗?幸运的哈扎拉人，有这么关心他的主人。他的父亲应该跪在你跟前，用睫毛扫去你靴子上的灰尘。”

　　“你到底告不告诉我啊?”

　　他将一只手放在驴背上，指着南边:“我想我看见你说的那个男孩朝那边跑去。他手里拿着一只风筝，蓝色的风筝。”

　　“真的吗?”我说。为你，千千万万遍。他这样承诺过。好样的，哈桑。好样的，可靠的哈桑。他一诺千金，替我追到了最后那只风筝。

　　“当然，这个时候他们也许已经逮住他了。”那个老人咕哝着说，把另一个箱子搬到驴背上。

　　“什么人?”

　　“其他几个男孩。”他说，“他们追着他，他们的打扮跟你差不多。”他抬眼看看天空，叹了口气，“走开吧，你耽误了我做祷告。”

　　但我已经朝那条小巷飞奔而去。

　　有那么几分钟，我徒劳无功地在市场中搜寻着。兴许那个老人看走了眼，可是他看到了蓝色的风筝。想到亲手拿着那只风筝……我探头寻找每条通道，每家店铺。没有哈桑的踪迹。

　　我正在担心天就快黑了，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我来到一条僻静、泥泞的小巷。市场被一条大路分成两半，它就在那条大路的末端，成直角伸展开去。小巷车辙宛然，我走在上面，随着声音而去。靴子在泥泞中吱嘎作响，我呼出的气变成白雾。这狭窄的巷道跟一条冻结小溪平行，要是在春天，会有溪水潺潺流淌。小巷的另外一边是成排的柏树，枝头堆满积雪，散落在一些窄巷交错的平顶黏土房屋之间——那些房子比土屋茅舍好不了多少。

　　我又听见那声音，这次更响了，从某条小巷传出来。我悄悄走进巷口，屏住呼吸，在拐角处窥探。

　　那小巷是死胡同，哈桑站在末端，摆出一副防御的姿势：拳头紧握，双腿微微张开。在他身后，有一堆破布瓦砾，摆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挡住哈桑去路的是三个男孩，就是达乌德汗发动政变隔日，我们在山脚遇到、随后又被哈桑用弹弓打发走的那三个。瓦里站在一边，卡莫在另外一边，阿塞夫站在中间。我感到自己身体收缩，一阵寒意从脊背升起。阿塞夫神态放松而自信，他正在戴上他的不锈钢拳套。其他两个家伙紧张地挪动着双脚，看看阿塞夫，又看看哈桑，仿佛他们困住某种野兽，只有阿塞夫才能驯服。

　　“你的弹弓呢，哈扎拉人?”阿塞夫说，玩弄着手上的拳套,“你说过什么来着?‘他们会管你叫独眼龙阿塞夫。’很好，独眼龙阿塞夫。太聪明了，真的很聪明。再说一次，当人们手里握着上了膛的武器，想不变得聪明也难。”

　　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我慢慢地、安静地呼着气，全身麻木。我看见他们逼近那个跟我共同长大的男孩，那个我懂事起就记得他的兔唇的男孩。

　　“但你今天很幸运，哈扎拉人。”阿塞夫说。他背朝我，但我敢打赌他脸上一定挂着邪恶的笑容。“我心情很好，可以原谅你。你们说呢，小子们?”

　　“太宽宏大量了，”卡莫喊道，“特别是考虑到他上次对我们那样粗鲁无礼。”他想学着阿塞夫的语调，可是声音里面有些颤抖。于是我明白了：他害怕的不是哈桑，绝对不是。他害怕，是因为不知道阿塞夫在打什么主意。

　　阿塞夫做了个解散的手势。“原谅你，就这样。”他声音放低一些，“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我的原谅需要一点小小的代价。”

　　“很公平。”卡莫说。

　　“没有什么是免费的。”瓦里加上一句。

　　“你真是个幸运的哈扎拉人。”阿塞夫说，朝哈桑迈上一步。“因为今天，你所有付出的代价只是这个蓝风筝。公平的交易，小子们，是不是啊?”

　　“不止公平呢。”卡莫说。

　　即使从我站的地方，我也能看到哈桑眼里流露的恐惧，可是他摇摇头。“阿米尔少爷赢得巡回赛，我替他追这只风筝。我公平地追到它，这是他的风筝。”

　　“忠心的哈扎拉人，像狗一样忠心。”阿塞夫说。

　　卡莫发出一阵战栗、紧张的笑声。

　　“但在你为他献身之前，你想过吗?他会为你献身吗?难道你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跟客人玩总不喊上你?为什么他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才理睬你?我告诉你为什么，哈扎拉人。因为对他来说，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只丑陋的宠物。一种他无聊的时候可以玩的东西，一种他发怒的时候可以踢开的东西。别欺骗自己了，别以为你意味着更多。”

“阿米尔少爷跟我是朋友。”哈桑红着脸说。

　　“朋友?”阿塞夫大笑说，“你这个可怜的白痴!总有一天你会从这小小的幻想中醒来，发现他是个多么好的朋友。听着，够了，把风筝给我们。”

　　哈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




　　阿塞夫一愣，他开始退后一步，“最后的机会了，哈扎拉人。”

　　哈桑的回答是高举那只抓着石头的手。

　　“不管你想干吗，”阿塞夫解开外套的纽扣，将其脱下，慢条斯理地折叠好，将它放在墙边。

　　我张开嘴，几乎喊出来。如果我喊出来，我生命中剩下的光阴将会全然改观。但我没有，我只是看着，浑身麻木。

　　阿塞夫挥挥手，其他两个男孩散开，形成半圆，将哈桑包围在小巷里面。

　　“我改变主意了，”阿塞夫说，“我不会拿走你的风筝，哈扎拉人。你会留着它，以便它可以一直提醒你我将要做的事情。”

　　然后他动手了，哈桑扔出石块，击中了阿塞夫的额头。阿塞夫大叫着扑向哈桑，将他击倒在地。瓦里和卡莫一拥而上。

　　我抓紧拳头，合上双眼。

　　一段记忆：

　　“你知道哈桑跟你喝着同一个胸脯的奶水长大吗?你知道吗，阿米尔少爷?萨吉娜，乳母的名字。她是个漂亮的哈扎拉女人，有双蓝眼睛，从巴米扬来，她给你们唱古老的婚礼歌谣。人们说同一个胸脯喂大的人就是兄弟。你知道吗?”

　　一段记忆：

　　“每人一个卢比，孩子们。每人只要一个卢比，我就会替你们揭开命运的帷幕。”那个老人倚墙而坐，黯淡无光的双眼像滑溜溜的银子，镶嵌在一双深深的火山洞口中。算命先生弯腰拄着拐杖，从消瘦的脸颊下面伸出一只嶙峋的手，在我们面前做成杯状。“每人一个卢比就可知道命运，不贵吧?”哈桑放了个铜钿在他粗糙的手掌上，我也放了一个。“以最仁慈、最悲悯的安拉之名。”那位老算命先生低声说。他先是拿起哈桑的手，用一只兽角般的指甲，在他掌心转了又转，转了又转。跟着那根手指飘向哈桑的脸庞，慢慢摸索着哈桑脸颊的曲线、耳朵的轮廓，发出干燥的刮擦声。他的手指生满老茧，轻轻拂着哈桑的眼睑。手停在那儿，迟疑不去。老人脸上掠过一抹阴影，哈桑和我对望了一眼。老人抓起哈桑手，把那个卢比还给他。“让我看看你怎么样，小朋友?”他说。墙那边传来公鸡的叫声。老人伸手来拉我的手，我抽回来。

　　一个梦境：

　　我在暴风雪中迷失了方向。寒风凛冽，吹着雪花，刺痛了我的双眼。我在白雪皑皑中跋涉。我高声求救，但风淹没了我的哭喊。我颓然跌倒，躺在雪地上喘息，茫然望着一片白茫茫，寒风在我耳边呼啸，我看见雪花抹去我刚踩下的脚印。我现在是个鬼魂，我想，一个没有脚印的鬼魂。我又高声呼喊，但希望随着脚印消逝。这当头，有人闷声回应。我把手架在眼睛上，挣扎着坐起来。透过风雪飞舞的帘幕，我看见人影摇摆，颜色晃动。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一只手伸在我面前，我望见手掌上有深深的、平行的伤痕，鲜血淋漓，染红了雪地。我抓住那只手，瞬间雪停了。我们站在一片原野上，绿草如茵，天空中和风吹着白云。我抬眼望去，但见万里晴空，满是风筝在飞舞，绿的、黄的、红的、橙的。它们在午后的阳光中闪耀着光芒。

　　小巷堆满了破铜烂铁，废弃的自行车轮胎、标签剥落的玻璃瓶子、卷边的杂志、发黄的报纸，所有这些，散落在一堆砖头和水泥板间。墙边有个锈蚀的铁火炉，炉洞像血盆大口般张开。但在那些垃圾之间，有两件东西让我无法移开眼光：一件是蓝风筝，倚在墙边，紧邻铁炉；另一件是哈桑的棕色灯芯绒裤，丢在那堆碎砖块上面。

　　“我不知道，”瓦里说，“我爸爸说那是犯罪。”他的声音自始至终充满了怀疑、兴奋、害怕。哈桑趴在地上。卡莫和瓦里一人抓住他一只手，将其从手肘扭转，压在哈桑背后。阿塞夫站在他们上方，用雪靴的后跟踩着哈桑的脖子后面。

　　“你爸爸不会发现。”阿塞夫说，“给这头无礼的蠢驴一点教训，跟犯罪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瓦里咕哝着。

　　“随便你。”阿塞夫说，他转向卡莫,“你怎么说呢?”

　　“我……好吧……”

　　“他只是个哈扎拉人。”阿塞夫说，但卡莫把眼睛望向别处。

　　“好吧，”阿塞夫不满地说，“你们这些懦夫，帮我把他按住就好了。你们能做到吗?”

　　瓦里和卡莫点点头，看上去如释重负。

　　阿塞夫在哈桑身后跪倒，双手放在哈桑的臀部，把他光光的屁股抬起。他一手伸在哈桑背上，另外一只手去解开自己的皮带。他脱下牛仔裤，脱掉内裤。他在哈桑身后摆好位置。哈桑没有反抗，甚至没有呻吟。他稍稍转过头，我瞥见他的脸庞，那逆来顺受的神情。之前我也见过这种神色，这种羔羊的神色。第二天是回历最后一个月的第十天，为期三天的宰牲节［1］Eid?e?Qorban，伊斯兰教重要节日，也称古尔邦节。［1］从这天开始。人们在这一天纪念先知亚伯拉罕为真主牺牲了他的儿子。这一年，爸爸又亲手挑选了一只绵羊，粉白色的绵羊，有着弯弯的黑色耳朵。

　　我们全部人站在院子里，哈桑，阿里，爸爸，还有我。法师背诵经文，转动他的念珠。爸爸咕哝着,“快了结吧。”他低声说。他对这分肉的仪式和无止境的祷告感到厌烦。爸爸对宰牲节起源的故事不以为然，就像他对所有宗教事物不以为然一样。但他尊重宰牲节的风俗，这个风俗要求人们把肉分成三份，一份给家人，一份给朋友，一份给穷人。每年爸爸都会把肉全给穷人。“有钱人已经足够肥了。”他说。




　　法师完成了祷告。谢天谢地。他拿起一柄刀锋长长的菜刀。风俗要求不能让绵羊看见刀。阿里喂给绵羊一块方糖——这也是风俗，让死亡变得甜蜜些。那羊伸脚乱踢，但不是太激烈。法师抓住它的下巴，刀锋在它脖子上一割。就在他精熟的刀法施加在绵羊喉咙之上的前一刻，我看见了羊的眼睛。好几个星期，我总是在梦里见到那双眼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每年都要在院子里观看这个仪式，即使草地上的血污消退得不见痕迹，我的噩梦仍会继续。但我总是去看。我去看，是为了那只动物眼里无可奈何的神色。荒唐的是，我竟然想像它能理解。我想像它知道，那迫在眉睫的厄运，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

　　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就从刚才那个屋角，传来阿塞夫仓促而有节奏的呻吟。

　　我仍有最后的机会可以作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

　　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痕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子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逝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裤子后面深色的污渍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双腿之间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像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劈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有一个星期，我几乎没有看见哈桑。我起床，发现面包已经烤好，茶已经泡好，还有个水煮蛋，统统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当天要穿的衣服已经熨好叠好，摆在门廊的藤椅上，过去哈桑就在那儿熨衣服。他总是等我坐下来吃早餐才熨——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谈谈心了。过去他还唱歌，在熨斗的嘶嘶声中，哼着那些古老的哈扎拉民谣，歌唱那郁金香盛开的原野。现在迎接我的，只有叠好的衣服，此外，还有那顿我已经吃不下去的早餐。




　　某个阴天的早晨，我正在拨弄着餐盘里的水煮蛋。阿里背着一捆劈好的柴走进来，我问他哈桑到哪里去了。

　　“他回去睡觉了。”阿里说，他在火炉前跪低，拉开那个小方门。

　　“哈桑今天会陪我玩吗?”

　　阿里怔了怔，手里拿着一根木头，脸上掠过一丝担忧。“迟些吧，看起来他只想睡觉。他把活干完——我看着他做完——可是随后他就只愿意裹在毛毯下面了。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

　　“你问吧。”

　　“风筝比赛过后，他回家的时候有点流血，衬衣也破了。我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没事，只是在争风筝的时候跟几个小孩发生了冲突。”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在盘子里拨弄着那个鸡蛋。

　　“他到底怎么了，阿米尔少爷?他对我隐瞒了什么吗?”

　　我耸耸肩:“我哪里知道?”

　　“你会告诉我的，对吗?安拉保佑，如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会告诉我吗?”

　　“就像我说的，我哪里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我不耐烦地说，“也许他生病了。人们总是会生病的，阿里。看吧，你想冻死我呢，还是准备给炉子点火?”

　　当天夜里，我问爸爸可不可以在星期五带我去贾拉拉巴德［1］Jalalabad，阿富汗东部城市。［1］。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皮转椅上，看着报纸。他把报纸放下，摘下那副我很讨厌的老花镜。爸爸又不老，一点都不老，还有好多年可以活，可是他干吗要戴那副愚蠢的眼镜啊?

　　“当然可以!”他说。最近，爸爸对我有求必应。不止这些，两个晚上之前，他还问我要不要去亚雅纳电影院看查尔顿·赫斯顿主演的《万世英雄》。“你想让哈桑跟着去贾拉拉巴德吗?”

　　为什么爸爸总是如此扫兴呢?“他不舒服。”我说。

　　“真的?”爸爸仍坐在椅子上，“他怎么啦?”

　　我耸耸肩，在火炉边的沙发坐下来。“他可能感冒了或者什么吧。阿里说他每天总是在睡觉。”

　　“这几天我很少见到哈桑。”爸爸说，“仅仅是这样吗?感冒?”看到他双眉紧蹙，忧虑溢于言表，我十分不满。

　　“只是感冒而已啦，我们星期五去，是吗，爸爸?”

　　“是，是，”爸爸说，推着书桌站起来，“哈桑不能去，太糟糕了。我想他要是能去，你会更加开心的。”

　　“好吧，我们两个也可以很开心啊。”我说。

　　爸爸笑着，眨眨眼，“穿暖和些。”

　　本来就应该只有我们两个——我就希望这样——但星期三那夜，爸爸设法邀请了另外二十来个人。他打电话给他堂弟霍玛勇——实际上他是爸爸第二个堂弟——说星期五会到贾拉拉巴德去。霍玛勇曾在法国进修机械工程，如今在贾拉拉巴德有座房子，他说欢迎大家都去，他会带上他的孩子和两个老婆。还有，雪菲嘉表姐和家人从赫拉特到访，目前还在，或许她也想一起去。而这次雪菲嘉来喀布尔住在表哥纳德家，所以也得邀请他们一家，虽然霍玛勇跟纳德向来不和。倘使邀请了纳德，自然也得请他的哥哥法拉克，要不就伤害到他的感情了，并且下个月他们的女儿结婚，可能会因此不邀请霍玛勇……

　　我们坐满了三辆旅行车。我跟爸爸、拉辛汗、霍玛勇“卡卡”搭一辆车——小时候爸爸教我管男性长辈叫“卡卡”，也就是叔叔伯伯，管女性长辈叫“卡哈拉”，也就是姑姑阿姨。霍玛勇叔叔的两个老婆也跟我们一起——较老那个满脸皱纹，手上长着肉瘤；较年轻那个则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跳舞的时候老闭着眼睛——还有霍玛勇叔叔那对双胞胎女儿。我坐在最后一排，晕车并且头昏眼花，被那对双胞胎夹在中间，她们不停地越过我的膝盖，相互拍打。通往贾拉拉巴德的是条盘旋的山路，要两个小时的颠簸才能走完，车每次急转都会让我的胃翻江倒海。车里每个人都在说话，同时大声说话，近乎叫喊，这是阿富汗人交谈的方式。我问了双胞胎中的一个——法茜拉或者卡丽玛，我总是分不清她们谁是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换到窗边的位置去，因为我晕车，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她伸了伸舌头，说不。我告诉她无所谓，不过我也许会呕吐，弄脏她的新衣服。隔了一会儿，我把头伸出车窗外面。我看见路面坑坑洼洼，高低起伏，盘旋着消失在山那边；数着从我们车边经过的货车，它们五颜六色，载满喧哗的乘客，蹒跚前进。我试图合上双眼，让风扑打我的脸颊；我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吸着干净的空气，但仍没有觉得好一些。有人用手指戳了我一下，是法茜拉或者卡丽玛。

　　“干吗?”我说。

　　“我刚把风筝比赛的事情跟大家说了!”爸爸坐在驾驶座上说。霍玛勇叔叔和他两个老婆坐在中间那排，朝我微笑。

　“那天天上一定有一百只风筝吧?”爸爸说，“对吗，阿米尔?”

　　“我想应该有的。”我喃喃说。

　　“一百只风筝，亲爱的霍玛勇，不是吹牛。那天最后一只还在天上飞的风筝，是阿米尔放的。他还得到最后那只风筝，把它带回家，一只漂亮的蓝风筝。哈桑和阿米尔一起追回来


的。”

　　“恭喜恭喜。”霍玛勇叔叔说。他的第一个老婆，手上生瘤那个，拍起掌来:“哇，哇，亲爱的阿米尔，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年轻的老婆也加入了，然后他们全都鼓掌，欢喜赞叹，告诉我他们有多么以我为荣。只有拉辛汗，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紧邻着爸爸，一言不发。他的眼神奇怪地看着我。

　　“请停一停，爸爸。”我说。

　　“干吗?”

　　“我晕车。”我喃喃说，倒在座位上，靠着霍玛勇叔叔的女儿。

　　法茜拉或卡丽玛脸色一变。“快停，叔叔!他脸色都黄了!我可不希望他弄脏我的新衣服!”她尖叫道。

　　爸爸开始刹车，但我没能撑住。隔了几分钟，我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他们让风吹散车里的气味。爸爸吸着烟，跟霍玛勇叔叔在一起，他正在安慰法茜拉或者卡丽玛，要她别哭泣，说到了贾拉拉巴德再给她另买一套新衣服。我合上双眼，把脸对着太阳。眼睑后面出现一小片阴影，好像用手在墙上玩影子那样，它们扭曲着，混合着，变成一副画面：哈桑的棕色灯芯绒裤子，扔在那条小巷的一堆旧砖头上面。

　　霍玛勇叔叔在贾拉拉巴德的白色房子楼高两层，带有阳台，从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大花园，有围墙环绕，种着苹果树和柿子树。那儿还植有树篱，到了夏天，园丁会将其剪成动物形状。此外还有个铺着翡翠绿瓷砖的游泳池。游泳池没有水，底部积着一层半融的雪，我坐在池边，双脚在池里晃荡。霍玛勇叔叔的孩子在院子的另外一端玩捉迷藏。妇女在厨房做饭，我闻到炒洋葱的味道，听到高压锅扑哧扑哧的声音，还有音乐声和笑声。爸爸、拉辛汗、霍玛勇叔叔、纳德叔叔坐在阳台上抽烟。霍玛勇叔叔说他带了投影机，可以放他在法国的幻灯片给大家看。他从巴黎回来已经十年了，还在炫耀那些愚蠢的幻灯片。

　　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爸爸和我终于变成朋友了，几天前我们去了动物园，看那头叫“玛扬”的狮子，我趁没人注意，还朝熊扔了一块石头。之后，我们去电影院公园对面那家“达克达”烤肉店吃饭，点了烤羊肉和从那个印度烤炉取下来的馕饼。爸爸跟我说他去印度和俄罗斯的故事，给我讲他碰到的人，比如说他在孟买［1］Bombay，印度城市。［1］看到一对夫妇，没手没脚，结婚已经四十七年，还养了十一个孩子。跟爸爸这样过上一天，听他讲故事，太有趣了。我终于得到了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可是现在我得到了，却觉得十分空虚，跟这个我在里面摇晃双腿的游泳池一样。

　　黄昏的时候，诸位太太和女儿张罗着晚餐——米饭、馕饼肉丸，还有咖喱鸡肉。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用膳，在地面铺上桌布，坐在遍布房间的坐垫上，每四人或者五人共用一个大浅盘，用手抓着东西吃。我不饿，不过还是坐下了，跟爸爸、法拉克，还有霍玛勇叔叔的两个儿子一起。爸爸在晚饭前喝了一点烈酒，还在跟他们吹嘘风筝比赛，活灵活现地描述我如何将其他人统统打败，如何带着最后那只风筝回家。人们从大浅盘抬起头来，纷纷向我道贺，法拉克叔叔用他那只干净的手拍拍我的后背。我感觉好像有把刀子刺进眼睛。

　　后来，午夜过后，爸爸和他的亲戚玩了几个小时的扑克，终于在我们吃饭那间房子倒下，躺在平行摆放的地毯上呼呼入睡。妇女则到楼上去。过了一个钟头，我仍睡不着。各位亲戚在睡梦中或咕哝，或叹气，或打鼾，我翻来覆去。我坐起身，一缕月光穿过窗户，弥漫进来。

　　“我看着哈桑被人强暴。”我自说自话。爸爸在梦里翻身，霍玛勇叔叔在说呓语。有一部分的我渴望有人醒来听我诉说，以便我可以不再背负着这个谎言度日。但没有人醒来，在随后而来的寂静中，我明白这是个下在我身上的咒语，终此一生，我将背负着这个谎言。

　　我想起哈桑的梦，那个我们在湖里游泳的梦。那儿没有鬼怪。他说，只有湖水。但是他错了。湖里有鬼怪，它抓住哈桑的脚踝，将他拉进暗无天日的湖底。我就是那个鬼怪。

　　自从那夜起，我得了失眠症。

　　又隔了半个星期，我才开口跟哈桑说话。当时我的午餐吃到一半，哈桑在收拾碟子。我走上楼梯，回房间去，哈桑问我想不想去爬山。我说我累了。哈桑看起来也很累——他消瘦了，双眼泡肿，下面还有灰白的眼圈。但他又问了一次，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我们爬上那座山，靴子踩在泥泞的雪花上吱嘎吱嘎响。没有人开口说话。我们坐在我们的石榴树下，我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我不应到山上来。我用阿里的菜刀在树干上刻下的字迹犹在：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现在我无法忍受看到这些字。

　　他求我念《沙纳玛》给他听，我说我改变主意了。告诉他我只想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他望着远方，耸耸肩。我们沿着那条来路走下，没有人说话。我生命中第一次渴望春天早点到来。

　　1975年冬天剩下的那些日子在我记忆里面十分模糊。我记得每当爸爸在家，我就十分高兴。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拜访霍玛勇叔叔或者法拉克叔叔。有时拉辛汗来访，爸爸也会让我在书房里喝茶。他甚至还让我念些自己写的故事给他听。一切都很美好，我甚至相信这会永恒不变。爸爸也这么想，我认为。我们彼此更加了解。至少，在风筝大赛之后的几个月里，爸爸和我相互抱有甜蜜的幻想，以某种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相处。我们其实在欺骗自己，居然认为一个用棉纸、胶水和竹子做的玩具，能弥合两人之间的鸿沟。




　　可是，每当爸爸不在——他经常不在家——我便将自己锁在房间里面。我几天就看完一本书，写故事，学着画马匹。每天早晨，我会听见哈桑在厨房忙上忙下，听见银器碰撞的叮当声，还有茶壶烧水的嘶嘶声。我会等着，直到他把房门关上，我才会下楼吃饭。我在日历上圈出开学那天，开始倒数上课的日子。

　　让我难堪的是，哈桑尽一切努力，想恢复我们的关系。我记得最后一次，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法尔西语节译本的《劫后英雄传》［1］Ivanhoe，苏格兰作家瓦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著，讲述中世纪英格兰的骑士故事。［1］，他来敲我的门。

　　“谁?”

　　“我要去烘焙房买馕饼，”他在门外说，“我来……问问要不要一起去。”

　　“我觉得我只想看书，”我说，用手揉揉太阳穴。后来，每次哈桑在我身边，我就头痛。

　　“今天阳光很好。”他说。

　　“我知道。”

　　“也许出去走走会很好玩。”

　　“你去吧。”

　　“我希望你也去。”他说。停了一会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又在撞着门，也许是他的额头。“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阿米尔少爷。你希望你告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再一起玩了。”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哈桑，你走开。”

　　“你可以告诉我，我会改的。”

　　我将头埋在双腿间，用膝盖挤着太阳穴。“我会告诉你我希望你别做什么。”我说，双眼紧紧闭上。

　　“你说吧。”

　　“我要你别再骚扰我，我要你走开。”我不耐烦地说。我希望他会报复我，破门而入，将我臭骂一顿——这样事情会变得容易一些，变得好一些。但他没有那样做，隔了几分钟，我打开门，他已经不在了。我倒在自己的床上，将头埋在枕上，眼泪直流。

　　自那以后，哈桑搅乱了我的生活。我每天尽可能不跟他照面，并以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因为每当他在旁边，房间里的氧气就会消耗殆尽。我的胸口会收缩，无法呼吸；我会站在那儿，被一些没有空气的泡泡包围，喘息着。可就算他不在我身边，我仍然感觉到他在，他就在那儿，在藤椅上那些他亲手浆洗和熨烫的衣服上，在那双摆在我门外的温暖的便鞋里面，每当我下楼吃早餐，他就在火炉里那些熊熊燃烧的木头上。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他忠心耿耿的信号，他那该死的、毫不动摇的忠心。

　　那年早春，距开学还有几天，爸爸和我在花园里种郁金香。大部分积雪已经融化，北边的山头开始露出一片片如茵绿草。那是个寒冷、阴沉的早晨，爸爸在我身旁，一边说话，一边掘开泥土，把我递给他的球茎种下。他告诉我，有很多人都以为秋天是种植郁金香的最好季节，然而那是错的。这当头，我问了他一个问题:“爸爸，你有没有想过请新的佣人?”

　　他扔下球茎，把铲子插在泥土中，扔掉手里的工作手套，看来我让他大吃一惊，“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我只是想想而已，没别的。”

　　“为什么我要那样做?”爸爸粗声说。

　　“你不会，我想。那只是一个问题而已。”我说，声音降低了。我已经后悔自己那样说了。

　　“是因为你和哈桑吗?我知道你们之间有问题，但不管那是什么问题，应该处理它的人是你，不是我。我会袖手旁观。”

　　“对不起，爸爸。”

　　他又戴上手套。“我和阿里一起长大。”他咬牙切齿地说，“我爸爸将他带回家，他对阿里视如己出。阿里待在我家四十年了，整整四十年。而你认为我会将他赶走?”他转向我，脸红得像郁金香一样,“我不会碰你一下，阿米尔，但你要是胆敢再说一次……”他移开眼睛，摇摇头，“你真让我觉得羞耻。至于哈桑……哈桑哪里也不去。你知不知道?”

　　我望着地面，手里抓起一把冷冷的泥土，任由它从我指缝间滑落。

　　“我说，你知不知道?”爸爸咆哮了。

　　我害怕了:“我知道，爸爸。”

　　“哈桑哪儿都不去，”爸爸愤怒地说，他拿起铲子，在地上又掘了一个坑，用比刚才更大的力气将泥土铲开，“他就在这儿陪着我们，他属于这儿。这里是他的家，我们是他的家人。以后别再问我这样的问题!”

　　“不会了，爸爸，对不起。”

　　他闷声把剩下的郁金香都种完。

　　第二个星期，开学了，我如释重负。学生分到了新的笔记本，手里拿着削尖的铅笔，在操场上聚集在一起，踢起尘土，三五成群地交谈，等待班长的哨声。爸爸的车开上那条通向校门的土路。学校是座两层的古旧建筑，窗户漏风，鹅卵石砌成的门廊光线阴暗，在剥落的泥灰之间，还可以看见它原来的土黄色油漆。多数男孩走路上课，爸爸黑色的野马轿车引来的不仅仅是艳羡的眼光。本来他开车送我上学，我应该觉得很骄傲——过去的我就是这样——但如今我感到的只是有些尴尬，尴尬和空虚。爸爸连声“再见”都没说，就掉头离开。

　　我没有像过去那样，跟人比较斗风筝的伤痕，而是站到队伍中去。钟声响起，我们鱼贯进入分配的教室，找座位坐好，我坐在教室后面。法尔西语老师分发课本的时候，我祈祷有做不完的作业。

　　上学给了我长时间待在房间里头的借口。并且，确实有那么一阵，我忘记了冬天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我让它们发生的事。接连几个星期，我满脑子重力和动力，原子和细胞，英阿


战争，不去想着哈桑，不去想他的遭遇。可是，我的思绪总是回到那条小巷。总是想到躺在砖头上的哈桑的棕色灯芯绒裤，想到那些将雪地染成暗红色、几乎是黑色的血滴。

　　那年初夏，某个让人昏昏欲睡的午后，我让哈桑跟我一起去爬山。告诉他我要给他念一个刚写的故事。他当时在院子里晾衣服，他手忙脚乱把衣服晾好的样子让我看到他的期待。

　　我们爬上山，稍作交谈。他问起学校的事情，问起我在学什么，我谈起那些老师，尤其是那个严厉的数学老师，他惩罚那些多话的学生，将铁棍放在他们的指缝间，然后用力捏他们的手指。哈桑吓了一跳，说希望我永远不用被惩罚。我说我到目前为止都很幸运，不过我知道那和运气没什么关系。我也在课堂上讲话，但我的爸爸很有钱，人人认识他，所以我免受铁棍的刑罚。

　　我们坐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在石榴树的树影之下。再过一两个月，成片的焦黄野草会铺满山坡，但那年春天雨水绵绵，比往年持续得久，到了初夏也还不停地下着，杂草依然是绿色的，星星点点的野花散落其间。在我们下面，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平顶白墙，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院子里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在和风的吹拂中如蝴蝶般翩翩起舞。

　　我们从树上摘了十来个石榴。我打开带来那本故事书，翻到第一页，然后又把书放下。我站起身来，捡起一个熟透了的跌落在地面的石榴。

　　“要是我拿这个打你，你会怎么做啊?”我说，石榴在手里抛上抛下。

　　哈桑的笑容枯萎了。他看起来比我记得的要大，不，不是大，是老。怎么会这样呢?皱纹爬上他那张饱经风吹日晒的脸，爬过他的眼角，他的唇边。也许那些皱纹，正是我亲手拿刀刻出来的。

　　“你会怎么做呢?”我重复。

　　他脸无血色。我答应要念给他听的那本故事书在他脚下，书页被微风吹得劈啪响。我朝他扔了个石榴，打中他的胸膛，爆裂出红色的果肉。哈桑又惊又痛，放声大哭。

　　“还手啊!”我咆哮着。哈桑看看胸前的污渍，又看看我。

　　“起来!打我!”我说。哈桑站起来了，但他只是站在那儿，露出茫然失措的表情，好比一个男人，刚才还在海滩愉快地散步，此刻却被浪花卷到大洋中间。

　　我又扔出一个石榴，这次打在他的肩膀上，果汁染上他的脸。“还手!”我大喊，“还手，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我希望他还击。我希望他满足我的愿望，好好惩罚我，这样我晚上就能睡着了。也许到时事情就会回到我们以前那个样子。但哈桑纹丝不动，任由我一次又一次扔他。“你是个懦夫!”我说，“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个该死的懦夫!”

　　我不知道自己击中他多少次。我所知道的是，当我终于停下来，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哈桑浑身血红，仿佛被一队士兵射击过那样。我双足跪倒，疲累不堪，垂头丧气。

　　然后哈桑捡起一个石榴。他朝我走来，将它掰开，在额头上磨碎。“那么，”他哽咽着，红色的石榴汁如同鲜血一样从他脸上滴下来。“你满意了吧?你觉得好受了吗?”他转过身，朝山下走去。

　　我任由泪水决堤，跪在地上，身体前后摇晃。“我该拿你怎么办，哈桑?我该拿你怎么办?”但等到泪痕风干，我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我找到了答案。

　　我的十三岁生日在1976年夏天。这是阿富汗最后一段平静的和平岁月。我和爸爸的关系再度冷却了。我想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种郁金香那天我所说的那句愚蠢的话，关于请新仆人的那句话。我后悔说了那句话——真的很后悔——但我认为即使我没说，我们这段短短的快乐插曲也会告终。也许不会这么快，但终究会结束。到夏天结束的时候，勺子和叉子碰撞盘子的声音又取代了晚餐桌上的交谈，爸爸开始在晚饭后回到书房去，并把门关上。我则回去翻看哈菲兹和迦亚谟的书，咬指甲咬到见皮，写故事。我将故事放在床底的架子上，将它们保留起来，以备万一爸爸会跟我要去看，虽然我怀疑他不会。

　　爸爸举办宴会的座右铭是：如果没请来全世界的人，就不算是个宴会。我记得生日之前一个星期，我看着那份邀请名单，发现在近四百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我并不认识——包括那些将要送我生日礼物以祝贺我活过十三个年头的叔伯姑姨。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并非真的因我而来。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知道谁才是宴会上的天皇巨星。

　　一连数天，屋子里挤满了爸爸请来的帮手。有个叫萨拉胡丁的屠夫拖来一头小牛和两只绵羊，拒绝收下哪怕一分钱。他亲自在院子里的白杨树下宰了那些畜生。“用血浇灌对树有好处。”我记得鲜血染红树下的青草时，他这么说。有些我不认识的男人爬上橡树，挂上成串的灯泡和长长的电线。其他人在院子里摆出几十张桌子，逐一披上桌布。盛宴开始之前一夜，爸爸的朋友德尔－穆罕默德带来几袋香料，他在沙里诺区开了一间烧烤店。跟屠夫一样，德尔－穆罕默德——爸爸管他叫“德罗”——也拒绝收钱。他说爸爸已经帮了他家里太多忙了。德罗在腌肉的时候，拉辛汗低声告诉我，德罗开餐厅的钱是爸爸借给他的，并且没有要他还钱。直到有一天，德罗开着奔驰轿车，来到我家门口，说要是爸爸不收钱他就不走，爸爸这才收下。

　　我想从各个方面来说，或者至少从评价宴会的标准来说，我的生日盛宴称得上极为成功。我从来没有见到屋子里有那么多人。来宾或是手拿酒杯，在门廊聊天，或是在台阶上吸烟，或是倚着门口。他们找到空位就坐下，厨房的柜台上，门廊里面，甚至楼梯下面都坐满了人。院子里，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灯泡在树上闪闪发光，人们在聚集在下面，四处点燃的煤油灯照亮他们的脸庞。爸爸把舞台设在俯览花园的阳台上，但扬声器布满整个院子。艾哈迈德·查希尔弹着手风琴，唱着歌，人们在舞台下面跳舞。




　　我不得不逐一跟来宾打招呼——爸爸这么要求，他可不希望翌日有人乱嚼舌头，说他养了个不懂礼貌的儿子。我亲了几百个脸颊，和所有的陌生人拥抱，感谢他们的礼物。我的脸因为僵硬的微笑而发痛。

　　我跟爸爸站在院子里的酒吧前面，这当头有人说:“生日快乐，阿米尔。”是阿塞夫，还有他的父母。阿塞夫的父亲马赫穆德是矮个子，又矮又瘦，皮肤黝黑，脸部狭小。他的妈妈谭雅是个小妇人，神经兮兮，脸带微笑，不停眨眼。如今阿塞夫就站在他们两个之间，咧嘴笑着，居高临下，双手搂着他们的肩膀。他带着他们走过来，好像拎着他们过来一样，似乎他才是父亲，他们是孩子。我感到一阵眩晕。爸爸对他们的莅临表示感谢。

　　“我亲自给你挑选了礼物。”阿塞夫说。谭雅的脸抽动，眼光从阿塞夫身上移到我身上。她微笑着，显得有些勉强，眨着眼。我怀疑爸爸有没有看到。

　　“还玩足球吗，亲爱的阿塞夫?”爸爸说，他一直希望我跟阿塞夫交朋友。

　　阿塞夫微笑，他甜蜜的笑容显得纯真无瑕，真叫人不寒而栗。“当然，亲爱的叔叔。”

　　“我记得你踢右路?”

　　“是的，我今年改踢中场了。”阿塞夫说，“那样我就可以多进一些球了。我们下个星期跟梅寇拉扬队比赛。那会很精彩，他们有几个球员很棒。”

　　爸爸点点头:“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踢中场。”

　　“我敢打赌，现在你要是愿意，也能踢。”阿塞夫说，他一脸天真地眨眨眼，拍爸爸的马屁。

　　爸爸也朝他眨眼:“我看你老爸已经把他举世闻名的拍马屁技术传给你了。”他用手肘碰碰阿塞夫的父亲，差点把那个小家伙撞倒。马赫穆德的笑声就像谭雅的微笑那样虚伪。突然之间，我在想，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害怕自己的儿子。我试图装出一个笑容，但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勉强让嘴角往上翘了翘——看到爸爸和阿塞夫这么投机，我的胃翻动着。

　　阿塞夫把眼光移向我。“瓦里和卡莫也来了，他们怎么也不会错过你的生日。”他皮笑肉不笑地说。我默默点头。

　　“我们打算明天在我家玩排球，”阿塞夫说，“也许你可以来一起玩，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带上哈桑。”

　　“听起来很有趣。”爸爸说，双眼放光。“你觉得呢，阿米尔?”

　　“我真的不喜欢排球。”我喃喃说，看到爸爸眼里的光芒消失了，接着是一阵令人不适的沉默。

　　“很抱歉，亲爱的阿塞夫。”爸爸说，耸耸肩。他替我道歉!那刺痛了我。

　　“不，没关系。”阿塞夫说，“不过大门随时为你开放，亲爱的阿米尔。不管怎样，我听说你喜欢看书，所以我给你带了一本，我最喜欢的。”他将一份包扎好的礼物递给我，“生日快乐。”

　　他穿着棉布衬衣、蓝色裤子，系着红色领带，脚上是一双闪亮的黑色皮鞋。他身上散发着古龙水的香味，金黄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向后面。就外表而言，他是每个父母梦想中的儿子：强壮，高大，衣冠楚楚，举止得体，英俊得令人吃惊，还富有才华，更不用说还能机智地跟大人打趣。但在我看来，他的眼睛出卖了他。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穿他虚有其表，有一种疯狂隐藏在他身内。

　　“怎么不收下，阿米尔?”爸爸说。

　　“嗯?”

　　“你的礼物啊，”他不耐烦地说，“亲爱的阿塞夫给你送礼物呢。”

　　“哦。”我说，从阿塞夫手里接过那个盒子，放低视线。要是我能独自在房间里，陪着我的书，远离这些人就好了。

　　“喂?”爸爸说。

　　“什么?”

　　爸爸放低了声音，每次我当众给他难堪，他就会这样,“你不谢谢亲爱的阿塞夫吗?他太周到了。”

　　我希望爸爸别那样叫他，他叫过我几次“亲爱的阿米尔”呢?“谢谢。”我说。阿塞夫的母亲看着我，欲言又止。我意识到阿塞夫的双亲还没说过一句话。为了不再让我自己和爸爸难堪——但主要是因为不想看到阿塞夫和他的笑脸——我走开了。“谢谢你来。”我说。

　　我从拥挤的宾客中走出来，偷偷溜出那扇锻铁大门。我们家往下两座房子，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我听爸爸告诉拉辛汗，有个法官买下了那片地，建筑师正在设计蓝图。现在，那块地皮是荒芜的，只有泥土、石块和野草。

　　我扯开阿塞夫的礼物外面那层包装纸，借着月光端详书的封面。那是一本希特勒自传。我将它扔在杂草中。

　　我倚着邻居的墙壁，滑坐在地上，只是在黑暗中坐一会儿，膝盖抵着胸膛，抬眼望着星星，等着夜晚结束。

　　“你不用去陪你的客人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拉辛汗沿着墙壁朝我走来。

　　“他们不用我陪。爸爸在那边呢，你忘了?”我说。拉辛汗酒杯中的冰块叮咚响，他坐在我身边。“我不知道原来你也喝酒。”

　　“我喝酒，”他说，高兴地用手肘撞了我一下，“不过只有在重要的场合才喝。”




　　我微笑:“谢谢。”

　　他朝我举举杯，喝了一口。他点起一根香烟，没有过滤嘴的巴基斯坦香烟，他和爸爸总是抽这种。“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差点就结婚了?”

　　“真的吗?”我说，想到拉辛汗也结婚，不由微微笑着。我一直当他是爸爸寡言的知交，我的写作导师，我的朋友，当他是那个每次到国外旅行总不忘给我买点小礼物的人。但是丈夫?父亲?

　　他点点头:“真的。那年我十八岁。她的名字叫荷麦拉。她是哈扎拉人，我家邻居仆人的女儿。她像仙女一样好看，淡棕色的头发，褐色的大眼睛……她总是这样笑……我有时还能听到她的笑声。”他晃晃酒杯，“我们经常在我父亲的苹果园里幽会，总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们在树下聊天，我拉着她的手……我让你不好意思了吗，阿米尔?”

　　“有一点点。”我说。

　　“那对你无害的，”他说，又喝了一口。“不管怎样，我们有着这样的幻想。我们会有一个盛大的、梦幻般的婚礼，从坎大哈和喀布尔请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会给我们盖一座大房子，白色的，露台铺着瓷砖，窗户很大。我们会在花园里种果树，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儿，有一个草坪，我们的孩子在上面玩耍。星期五，在清真寺做过祷告之后，每个人会到我们家里吃午饭，我们在花园用膳，在樱桃树下，从井里打水喝。然后我们喝着茶，吃着糖果，看着我们的孩子跟亲戚的小孩玩……”

　　他喝了一大口烈酒，咳嗽。“可惜你看不到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爸爸时他脸上的表情。我妈妈完全昏厥了，我的姐妹用冷水扑打她的脸，她们对着她扇风，仿佛我用刀子割了她的喉咙。要不是我爸爸及时阻止，我哥哥雅拉尔真的会去抓来他的猎枪。”拉辛汗说，带着痛苦的笑声，“我跟荷麦拉对抗着整个世界。并且我告诉你，亲爱的阿米尔，到了最后，总是这个世界赢得胜利。就这么回事。”

　　“后来怎样呢?”

　　“就在那天，我爸爸将荷麦拉和她的家人赶上一辆货车，送他们去哈扎拉贾特。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真遗憾。”我说。

　　“不过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了，”拉辛汗说，耸耸肩。“她会受辱的。我的家人将永远不会平等对待她。你不会下令让某人替你擦鞋子，而当天晚些时候管她叫‘姐妹’。”他看着我，“你知道，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你想说的事情，亲爱的阿米尔，任何时候。”

　　“我知道，”我惴惴地说。他久久看着我，似乎在等待；他黑色的眼睛深洞无底，隐藏着我们之间一个没有说出的秘密。那一刻，我差点就告诉他了，差点把什么都对他说，可是到时他会怎么看待我?他会恨我，而且合情合理。

　　“给你，”他递给我某件东西，“我差点忘记了，生日快乐。”那是个棕色的皮面笔记本。我伸出手指，摸索着它镶着金线的边缘，闻到皮革的味道。“给你写故事用的。”他说。我刚要向他道谢，有些东西爆炸了，在天空中燃起火焰。

　　“烟花!”

　　我们匆忙赶回家，发现所有的宾客都站在院子里，望着天空。每次爆裂和呼啸升空的声音，都会引来孩子们大声尖叫。每次火焰嘶嘶作响，爆裂开来，变成花束，都会引起人们欢呼，拍掌称好。每隔几秒钟，后院就会被突然爆发的火光点亮，有红的、绿的、黄的。

　　在一次短暂的闪光中，我看到永世不会忘记的情景：哈桑端着银盘，服侍阿塞夫和瓦里喝酒。那阵光芒消失了，又是一声嘶嘶，一声爆裂，接着是一道橙色的火光：阿塞夫狞笑着，用一根指节敲打着哈桑的胸膛。

　　然后，天可怜见，什么都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