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are you or which one are real you?

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给“你”（You），因为在网络中越来越重要的“你”，已经不经意地改变着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真正意义上交互式的网络行为逐渐渗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网络”在上一个世纪 80、90年代还是一个新鲜的“关键词”，现在已经成为大部分都市群体所依赖的生活方式。虽然目前网络和现实仍然存在隔膜，而且在后面还会指出这种隔膜并非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已经变得越来越窄却十分明显，一旦有机会两者就会结合起来形成巨大的力量。这里的关键是：现实和网络两者谁是才决定性的根本力量？或者说“你”是“现实中的你”还是“网络中的你”？

如果这个问题放在20年或者10年前可能会被认作只是痴人说梦。但是这个历史问题大约是在30年前个人计算机的出现开始了， 8086、8088和Mac的出现为个体进入数字世界或者说让数字渗透进现实中提供了硬件的基础。并不否认那时候这些由个人所操控的独立系统是分散的，它们各自完成任务，难得有机会与人分享或者现在所说的“共享”。甚至延续到Windows 95的时代，普罗大众几乎都有一种思想认为：每台计算机都应该配备一台打印机，因为除了纸质媒介外我们并没有更多的内容或者信息交换形式；网络的渗透始于客户端访问界面（浏览器）的争夺战，准确地来说应该还要提前一点，因为那时候思想仍然敏锐的“巨人”已经开始察觉到通过访问网络获取内容这种应用方式的重要性。但是此时仍然是以获取内容为主，谈不上交互式的分享，而搜索引擎（不能简单理解为Google那张脸，在这张脸的背后越来越多的蜘蛛丝包围着我们，我指的是一个综合网络信息系统）的出现推进了这一进程的发展。在Gmail 可以算是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突然间一切都变得那么有“针对性”，恐慌出现了：我们的邮件内容会不会出现在公共搜索结果里面？会不会被未授权的第三者获得？起码现在我们的私隐在机器里面表露无遗……似乎我们的担忧已经变得不是那么杞人忧天了。

最近几个巨人都似乎有点麻烦，在私隐问题上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我们所担心的是是个人的信息一旦被滥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这个麻烦并非我们会被拥有个人信息的大公司所控制，而是在这张组织由无数的节点（个体“人”）连结成的“网”（Net）。

要弄清这张网的真实面貌，必须先弄清现实和网络的距离，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隔膜”有多厚。除了法律有所限制的地方（目前全世界似乎都有这种实名制的趋势），在网络上面用实名注册的人并不多，原因我试图归结为：实现或者超越自我的需要。现实世界的限制太多，网络的匿名化填补了现实这种缺陷所导致的价值虚化，真实的“我”在网络中得到了最为完整的体现。这种价值观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就是隔膜的厚度。因为网络承载更真实的价值观所以我们面临着两种倾向：网络回归现实，还是将现实推向网络？这绝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现实我们一般理解为客观的，网络是个人主观价值的体现，但是矛盾在于网络似乎来得更真实些，更接近于我们的本性（更自由）；而由网络来推进现实的进程，目前在一定的意义上的确是这样，但是矛盾又回到刚才的起点了：网络的“你”并非现实的“你”。现在距离已经十分明显，那么这段接近真空的距离由谁来填补了？

我们似乎有些眉目了：是“系统”。《黑客帝国》里面的“系统”是一个幻象般的母体，我们生活在里面却一无所知；主宰世界的是“机械城市”（一个计算机自造的中心）。一个“母体”必须有一个条件：控制严密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有它的成员和中心。这个组织的秩序由中心来安排，任何“越轨”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现实和网络的距离在“母体”中得到了连接；“现实中的人”是躺在蛹里面躯体，他的大脑连接着母体，由母体负责模拟感官现实世界，也就是说“现实世界的人”只是母体模拟出来的人，一切有条有理。这是个极端的反例子：由母体将“网络中的人”连接到“现实”。

现实生活中有很系统，特别是生活在这个如此有特色的国度里面的人民；有些系统我们看得见，但有些系统我们看不见，不论能不能看见。系统大多自发形成的，形成一套习惯化的游戏规则；有时候我们将其文字化就是法。但是“网络系统”却不同于现实的“系统”，因为网络系统中的个体虽然也是“人”，但是这些构成系统的个体因为和现实存在距离而有了不确定性的因素，网络系统中的人可以说是自由的，但是又会受到现实中的种种因素干预。回到刚才的问题，这套系统里面每一个节点存在着两个主体：“现实的你”和“网络的你”。我们系统的确立必须有一个个明晰的个体，这些个体必须是不可分割，正如你的权利和义务一样，目前我们面临的困境就是现实和虚拟之间存在的鸿沟并未缝合。缝合不缝合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套系统已经逐步显现，但我们却对其一点了解都没有。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dec738813103bb08

文章写的不错.只是觉得原标题似乎不太贴切.换了个.结果发现洋文更接近主题.翻过来似乎又觉得不伦不类.就这么着了吧.
大家凑合着看吧.

１８４８年２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问世，去年正满一百六十年。满世界共产党都在纪念，只有中国不吭气。

　　其实，不单执政党，就是政府也应该纪念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在西方文化，但我国认作普世价值，宪法明文规定政府各项工作都要受其指引。

　　当然，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实质上是一种西方文化，并不是国人容易理解的，自认左派也不行。即使在党校以优异成绩结业，却连《宣言》中文版的第一段，仍然可能读不通。这需要懂些英文（或其他欧洲语言），还有随之而来的西方社会、历史知识。

　　《宣言》第一段译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这里的“神圣同盟”（在恩格斯校阅的英文版内为 holy alliance）是什么意思？英文 holy 有“神圣”之意，但这里是指与基督教有关。基督教三大分支的俗世护法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天主教）、普鲁士国王（新教）和俄国沙皇（东正教）在击败法国拿破仑之后，于１８１５年建立这一政治、军事联盟，以维护欧洲和平与旧秩序。联盟名称里的 Holy 是标明“护教”，而不是自诩“神圣”。在国际政治史里，这一护教联盟通常被认为是联合国的远祖。

　　由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字的影响，“神圣同盟”一词在我国有奇高使用频率，什么“美国与日本结成反对中国的神圣同盟”之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神论者，而且《共产党宣言》写于欧洲民主革命猛烈冲击旧秩序的动荡年代，他们讽刺神圣同盟可以理解。国人乱用这一比喻，国内宣传之外，如果还有国际对话之意，西方人听了却会觉得莫名其妙：日本与基督教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乱用，甚至可能伤害信教读者的感情。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好懂，不过，这应该是进一步认真学习的动力，而不是不纪念《宣言》发表一百六十周年的理由。之所以悄无声息，大概还是因为这一宣言所高举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大旗，已经不合今日中国之时宜。

　　虽然主旋律如今极少报道，世界各地，仍然有很多共产党人在为理想而奋斗。在一些宗教传统很强大的国家，共产党几乎是唯一的世俗政治力量。２００６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长篇小说《雪》里面，就写到了共产党员作为无神论者的艰难处境。一位老共产党员，行事很低调。如果在街上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就有宗教狂热分子要揍他。不过，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特别坚韧、特别能战斗。２００３年美军占领巴格达，有了言论自由之后，当地出版的第一份报纸，就是伊拉克共产党办的。

　　曾经有个时期，伊拉克共产党在我国有点名气。一位老同志回忆“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智斗赫鲁晓夫”的文章说：伊拉克共产党的代表“学着苏联的腔调指责中国共产党”〔只对暴力革命感兴趣〕，“可惜，伊拉克共产党骂过我们不久，就在争取议会多数、实现‘和平过渡’上吃了大亏，受到严厉镇压，伊拉克党的领袖被押上刑场。据《参考消息》报道，他临刑前只喊了一句口号：‘赫鲁晓夫是胆小鬼。’当时，这件事在国际共运中引起很大震动。”

　　当时是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在争论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作为那场争论的当事人，“现在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但当时却很认真。东共写了九篇长文（“九评”）批判苏共的一封公开信。第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写道：“曾经充满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们，由于外来的压力，强使他们接受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装政变中，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英勇牺牲，成千上万的伊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训。”

　　上段东共文件里讲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指１９６３年２月８日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巴格达军事政变。政变成功后，国民卫队——后来为共和国卫队所取代，成为萨达姆军队的精锐，当时是复兴党的民兵组织——挨家挨户搜捕共产党员，抓到后整批整批地枪毙。萨达姆当时主管审讯政治犯的情报委员会。有一位幸存的共产党人，逃出伊拉克后，曾经控诉萨达姆本人对他施以酷刑。当时折磨杀害共产党人最起劲的屠夫卡扎尔（Nadhim Kazzar），是萨达姆的密友，日后到七十年代将为萨达姆主管国内安全。

　　后来，在九十年代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南京电视台举办的“十大青春偶像”评选座谈会上，一个学生说，他最崇拜的偶像是萨达姆，因为他反美。时评家鄢烈山曾写过一篇规劝文章，《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想？当然是宣传的结果。第三世界的独裁者，不管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鲜血，只要反美，在宣传里就享受镇治局肠胃待遇，就要被主旋律塑造为诱使青少年崇拜的偶像。难怪那场运动叫作“爱国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到这时候，伊拉克共产党的消息，自然是不报道的。

　　伊拉克共产党人已被中国“同志”忘却，但他们始终在战斗，而且始终坚持国际主义，一贯反对本国伟光正的“爱国主义”教愚运动。在被镇压和被迫流亡的艰苦条件下，他们敢于逆萨达姆的“爱国”煽动而行，反对伊拉克进攻伊朗的“爱国”战争，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统一”占领（萨达姆声称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并支持库尔德族人在统一的伊拉克内部实行高度自治。如今，他们积极参与伊拉克的重建（题头图：参与本月３１日伊拉克省政府选举的共产党候选人在巴格达街头拉票），拥有议会席位也占有内阁职位。

　　古人曰，“礼失而求诸野”。即使国内不认为有必要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一百六十年，如果你想知道名实相符的共产党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世界上，仍然有无数范例。

原文见: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844caed6da0435b8
转的时候做了删减.

Casablanca

英格丽.褒曼走进卡萨布兰卡的里克酒馆时，黑人歌手山姆认出了她，当然褒曼也认出了他，后来褒曼让山姆弹唱那首《时光流转》，山姆不愿意唱，因为他的老板不让他唱这首歌，在褒曼的再三要求下，山姆只能勉强为之。

“一定要记住，吻依然是吻，叹息也只不过是叹息，时光流转，一切依然…..”随着山姆的歌声，是褒曼的一个长长的特写。那时候的褒曼真是漂亮，眼睛如秋水般清澈，再加上那个年代的摄影技术不高，黑白的影像总是虚虚乎乎朦朦胧胧的，使得褒曼周身都泛着一层淡淡的光，宛若女神下凡。

这时候，享弗莱·鲍嘉从门外走了进来，听到了山姆正在弹唱《时光流转》，冲过来便吼道：“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永远也不要唱这首歌！”，此时，鲍嘉还没意识到褒曼就在他的面前，而当他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分手多年的恋人，就在卡萨布兰卡，就在这家里克酒馆，就在自己的面前时，褒曼正看着他，眼神中没有惊愕，仿佛早已是预料到的情景，仿佛鲍嘉不是从门外走进来的，而是从她的回忆中走出来。

这就是电影《卡萨布兰卡》里，这对银幕恋人分手若干年后第一次相遇时的情景。

短短的几秒钟，四目相对，无语。

黑白电影总是有一种魅力，让我们与电影保持了一种距离，我们想要进入那个世界，却发现它是黑白的，与我们周身的色彩格格不入，于是我们只能乖乖的欣赏它。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也，那是一种很纯粹的审美。

《卡萨布兰卡》拍摄于1942年，初衷是为了向那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致敬，可是后来，人们都把它当成一部经典的爱情片来看。据说《卡萨布兰卡》的剧本改动了很多次，即使在拍摄过程中还在不断的改，因此造成了制片人、编剧和导演经常大吵大闹，演员经常不知道明天的戏该怎么演。也正是剧本的原因，原定的男女主演罗纳德.里根和安·谢里丹均退出了剧组，所以才造就了英格丽.褒曼和享弗莱·鲍嘉这对银幕情侣。更有人说《卡萨布兰卡》是用最烂的剧本拍出了最好的电影。

时隔67年，现在的观众再来看这部电影，尽管故事情节已不再那么新鲜，非好莱坞式的结局已不再有那么多的颠覆意义，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它作为经典的魅力。尤其是褒曼和鲍嘉的眼神，褒曼的时而坚定，时而犹豫，时而陷于回忆中，时而又不得不挣扎于现实中，鲍嘉眼神中爱与恨的交织，分手多年后恋人再相见时复杂心情，全部饱含在这眼神交换的那一刹那。

还记得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家里有一本好莱坞四五十年代影星的黑白挂历，特别的大，里面就有一张《卡萨布兰卡》的剧照，当时年纪小，还没看这部电影，甚至都不知道画上的那两个人是谁，可是那对眼神，却始终吸引着我，我知道那眼神里肯定有一段无法言说的故事，而今天，才明白了这段故事背后的意义。

褒曼和鲍嘉演绎的那段爱情，已经超越了刻骨铭心而幻化成永远的经典。尽管深爱着褒曼，鲍嘉最终还是让她和另一个男人走了。在那个战争背景里，我们可以把鲍嘉的行为上升到一种更高的境界，因为褒曼和那个男人都是“地下党”，鲍嘉帮助他们逃离了法西斯“魔爪”，然而把这部影片当作经典爱情影片的观众，更愿意相信正是鲍嘉的放弃，使他们的爱如此隽永，也使这部影片历经半个多世纪，仍然感动着人们。

战争是永远都不会成为经典的，只有爱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爱也不只是拥有，有时也意味着放弃。很多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可是付诸实际时却是多么的艰难，或许正因为如此，世界才变得这么复杂。

《卡萨布兰卡》上映40多年后的一天，有一位叫帕帝•希金斯的歌手与一位女孩在看这部电影时坠入爱河，后来希金斯写了一首歌，这就是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的常常被收在欧美十大金曲卡带里的那首《卡萨布兰卡》，当然它也常常被收在十大欧美电影主题曲的VCD里，至今很多人还以为这就是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歌，其实这只是个误会。关于帕帝•希金斯这位歌手，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他的曾曾祖父就是德国诗人歌德。

在《卡萨布兰卡》这首歌里，希金斯不仅写了他和女孩在看电影时坠入爱河的情景：“我坠入了爱河 ，与你一起看《卡萨布兰卡》 ，沉浸在露天汽车影院后排 ，摇曳的灯光中……”还写了女孩离他而去时的心伤：“我想，我俩的爱情故事永远不会，在银幕上演，但是看到你离我而去，情伤尤痛……”更写了他等待女孩以及渴望女孩回到他身边时的焦灼心情：“失去你的叹息，温情不再有，回到我的身边来，随着卡萨布兰卡，时光虽流逝，对你的爱恋却与日俱增……”

看来与电影中褒曼和鲍嘉的爱情一样，希金斯与那个女孩的爱情也未必圆满，卡萨布兰卡或许是一座记忆之城，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栖息于此，供人们遥拜，时光流转，一切依然。正如看过《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和听过《卡萨布兰卡》这首歌的人，未必去过真正的卡萨布兰卡。

此情可待成追忆，竟是永远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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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美女与野兽”故事的比较 / 李野航
2009-02-04 19:02 | 阅读(133) | 标签: 时事观点

近来，就画家李壮平用其女儿做人体模特创作《山鬼》系列之事，在社会上引起了颇多的争议。对于画家此举是否道德、是否是炒作、以及绘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之高低，本人不想做过多评论。让本人颇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画家笔下总是重复着这么一个主题———美女与野兽在一起？

既然画家的作品题为《山鬼》，而“山鬼”显然出自屈原的《九歌》，那不妨让我们先看看屈原的《九歌 山鬼》到底说了些什么吧。

屈原的《九歌》所描写的大多是人神相恋而不得的故事，大类《圣经》中的《雅歌》。比如在《山鬼》一篇中，屈原描写了乘着“赤豹”的“山鬼”与巫师“灵修”相约而未能相见的故事。其末句曰：“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我们知道，这种人神人鬼之恋的故事在《聊斋志异》里是屡见不鲜的。人神道殊，岂可相恋？这种人神间不可能之恋，除了被认为是人与人之恋的隐射外，是否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历代儒者将屈原作品中的人神之恋解读为“君臣关系”的隐射，我倒觉得，此皆迂腐之论，未中肯綮者。

如果一个文学母题被世界各个不同民族在几千年时间范围不断重复地附加上创作的热情，则这个文学母题的寓意绝不会很简单，它必隐藏着人类无意识心理结构的巨大秘密。“人神之恋”与“美女与野兽”的母题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学母题。

其实，在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神或人鬼之恋绝不是什么超现实的事件，而恰恰是最普遍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心理事实。只是，那些被文学化为“女神”或“女鬼”的东西不是别的，它正是隐藏在男性无意识中女性意象，心理学家荣格把它叫做“阿尼玛”（拉丁文为阴性的“灵魂”之意）。这个无意识心理意象一部分来自一个男人幼年时期的母亲印象。这个无意识心理意象是以正面的方式表达着自己还是以负面的方式表达着自己，此皆视一个男人幼年时代母亲给他留下的印象更为正面还是更为负面而定。如果更为正面，则它通常在文学的语言中以“女神”作为其象征，而男性的自我期许以及成年后与女人建立恋爱关系的方式也就更为正面。反之，那心理意象则以“女鬼”作为其象征，而男性的行为方式、看世界的方式、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则常常表现出较多的消极、悲观、退缩、敏感的负面情绪。当然，对于女性而言，正好反过来，决定她们的行为方式、看世界的方式、与人打交道的方式的无意识力量大多来自她们无意识结构中的男性因素，这一男性意象也多来自于幼年时代的父亲印象、也同样有着正面与负面之分。所以，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神之恋或人鬼之恋究其本质乃是一个人与其无意识结构里的女性或男性因素相处的方式的象征性表达而已。

比如：《画皮》之类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隐喻说男人爱上了坏女人吗？不是。“吃人心”的“女鬼”指的是男人内心中的负面“阿里玛”，这种负面的不可抗拒的无意识因素时刻都在将一个男人拖入绝望与忧郁的深渊而不能自拔。由于投射的作用，这样的男人在现实中也容易爱上一个坏女人。

再比如：一个王子从黑森林里的高塔上救出中了巫术的公主并和她结婚的故事仅仅是一种爱情幻想吗？不，这中故事隐喻着一个男性无意识过程中的“阿里玛”意象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因而，这个男性的心理水平正在成长到一个新的阶段。

再让我们来看看文学作品中被不断重复的“美女与野兽”的母题的意义吧。

如果，与女神或女鬼恋爱的故事意味着男性与其无意识结构中的女性因素相处的方式的话，那么，“美女与野兽”的故事揭示的就是女性与其无意识结构中的男性因素相处的方式了。

有三个“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分别揭示了三种文化环境中女性与其无意识中的男性因素（荣格叫它“阿尼姆斯”）的相处方式。

西方一则古老童话讲的是一个少女向父亲要一支白玫瑰作礼物，父亲去采摘白玫瑰时却冒犯了花园的主人———野兽。作为惩罚，少女被送往野兽的城堡陪伴野兽。野兽对少女很好，向少女求婚，但没有得到应允。父亲病了，少女向野兽告假，并发誓一定回到野兽身边，但少女一回到家，就被姊妹们留住了。野兽因此生病将死。少女赶回到野兽身边，并答应和野兽结婚。野兽活了，并变成了王子。

在这个故事中，野兽指的就是女性无意识中的男性因素。在故事中，少女通过一支白玫瑰和父亲有一个无形的“契约”，她不能走入成人的阶段和婚姻的殿堂。在日常生活中，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样一种情况———女儿因被父亲视为“私有财产”而不能长大。这时，她无意识里的男性因素以负面的方式（也就是野兽的形象）呈现着自己的。一旦女儿从与父亲的感情纠葛中走出来，她那内在的“阿尼姆斯”方能获得成长。在故事中，就是少女离开父亲到回野兽的身边，野兽变成了人。这个“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反映了正常状态下女性的心理成长过程。但另一个“美女与野兽”故事则不然，它提供了一种女性的负面的心理模式。

美国电影《金刚》说的是一群人（其中一个是女人）去原始丛林探险，遭遇了巨猿。女人被巨猿掳走了。巨猿待女人也很好，但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决定了那群人一定要把巨猿捉住当作赚钱的资本。女人于是被无奈的充当了诱饵。巨猿被捉到现代都市纽约，巨猿要找回那个女人，挣脱锁链，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当然，下场是巨猿被击毙了。电影最后的台词是“美女杀死了野兽”。

在这个故事中，巨猿也是女性无意识中的男性因素（阿尼姆斯）的隐喻。只是，女人不是被困在和父亲的关系中，而是被困在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的规则中了。这个规则核心就是一切事物的唯一价值就是用来实现利润。被现代生活所塑造的女人不得已只能成为这个规则的牺牲品。女人因此只能“嫁给”这个规则而丧失其作为女人的角色和本性。因此，她们内在的那个男性因素就完不成从野兽向人的转化，从而这个内在的男性因素只能以破坏性的、负面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女强人们通常难以步入婚姻的殿堂。因为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已经剥夺了她们做完全意义上女人的权利，而她们内在的“野兽”便驱赶着她们用自己的强硬去代替真正的丈夫了。所以，其实电影末尾那句台词应该倒过来说：“野兽杀死了美女”。

如果说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必然让“野兽杀死美女”的话，那么中华文明传统的生活方式则为“美女与野兽”的心理模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一则流传下来的民间的关于“观音菩萨”成道的故事无疑为此作出了一个注脚。

未成道的作为“妙善公主”的观音菩萨因神灵的启示而前去“须弥山”求法。途中遇到了各种危险，包括被“猿人”给掳走了。不过为了对付这种处境，“妙善公主”自有高招，就是将预先准备好的绣花鞋扔给猿人们玩。猿人们玩着绣花鞋之际，“妙善公主”乘机溜走，继续她的成佛之路。

在这个故事中，“猿人”仍然是内在的男性因素的隐喻，而传统的中国女性对付它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符号化为“绣花鞋”，从而与那种内在的男性因素只建立了一种符号层面的联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角色是虚化的，他们不配拥有自己的独立女性身份，这种身份甚至于对女性而言是不需要的，她们需要扮演的只是成为一个圣母般的相夫教子的伦理角色（观音菩萨）。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独立的女性意识是不被强调的。传统中的女人也不会拥有西方意义上的爱情，或者说，她们不被提倡成为男人的爱情倾注对象。因此，她们转化她们内在的“野兽”的方式不是把它提升为“人”，而是用文化去降服它、去忽悠它。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极力地塑造着只作为文化符号的而体现其价值的、没有女性性征的女人，因而造就了另一种结果：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男人缺乏西方人那种骑士般的向上的、求进步人格特质，而较多地沉溺在对“三寸金莲”式的文化趣味的玩赏之中。当然，由于我们的文化不鼓励女人成为女人而是鼓励女人成为“圣母”，因此被我们的传统文化所塑造的男人就难以成长成西方意义上的男人，他们或者成为圣人，或者沦为“玩儿家”。

在对上述了三个“美女与野兽”的故事的比较中，我们看到的父亲、文化、文明形态是怎样地塑造着女人的。再回到画家李壮平用其女儿做人体模特创作《山鬼》系列的话题上，我并不关心这位画家是否道德、画技是否高超，画面是否很美。我更关心的是，画家的女儿未来将如何地处理与其内在的男性因素（阿尼姆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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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影片中那十个问题象征了什么？你从中猜出了什么？
　　这是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最有意思的地方。
　　我觉得那十个问题反映了印度的现实，它也是主人公杰玛·马利克的个人经历，由杰玛的视角展现出整个印度的风貌。
　　影片开头即向观众提问：2006年孟买，杰玛·马利克还差一个问题就能赢得2千万，他是怎么做到的？有四个选项：
　　A、他作弊
　　B、他运气好
　　C、他是天才
　　D、命中注定
　　影片结尾会给出答案。

　　从一无所有到2000千万之间隔着9个问题，杰玛在电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中将要面对的：

　　一、1973年的动作电影《囚禁》的主演是谁？
　　A、阿米达·巴彻
　　这是杰玛的童年的偶像，他当然知道。
　　人们之所以崇拜偶像有两个原因：1、想像自己也能经历一种传奇；2、想像自己也能成为偶像。明星多半是从底层升起的，他们是底层人民心灵中的亮光。
　　阿米达·巴彻在演《囚禁》，而观众被囚禁在贫民窟里。

　　二、印度的国徽中有三只狮子，狮子下面写的是什么字？
　　A、真理能战胜一切
　　B、谎言能战胜一切
　　C、流行能战胜一切
　　D、金钱能战胜一切
　　杰玛没有直接回答，他向现场的观众“求助”。审问他的警官说：“我五岁大的女儿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你不能，怎么回事？”
　　谁都知道“真理能战胜一切”这是“标准答案”，或曰“官方答案”。我也相信许多人在说出这个答案时心里都会偷偷笑一声。你心里还有“非标准”答案吗？如果你有，请悄悄告诉我。

　　三、教义中描述的罗摩神，他的右手里握着的是什么？
　　A、花
　　B、剑
　　C、小孩
　　D、弓和箭
　　杰玛的妈妈死于宗教冲突中，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所以被印度教徒忌恨。印度的宗教、种姓问题。
　　2008年5月底印度首都新德里爆发种姓冲突，43人死亡；同年11月26日孟买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188人死亡。
　　杰玛说：“每天早晨醒来我都会想起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这个问题无解，也许答案只有：弓和箭。

　　四、歌曲《darshan do ghanshyam》是由哪位著名印度诗人作词的？
　　A、苏达斯　B、妥切达斯　C、米勒拜　D、戈彼
　　作者是谁无所谓。诗是很美的。我看过泰戈尔的诗，看过古老的《薄迦梵歌》，仿若天籁。
　　宗教冲突后，杰玛、拉提卡、舍利姆三人在垃圾场拾破烂为生。“好心人”把他们带到一个有好吃的，又好玩的地方——“天堂”。杰玛遇到他人生的第一个“上帝”——普努斯。“上帝”让他们乞讨、卖艺，还弄瞎一些孩子的眼睛——为了赚更多的钱。“上帝”也想弄瞎杰玛的眼睛。杰玛和舍利姆逃了出去，拉提卡没有。
　　兄弟俩儿几经波折来到另一个“天堂”——泰姬陵。他们找到了新的生路：偷游客的鞋或为游客当导游。为此他们要忍受驱赶和殴打。杰玛被打伤时看到了歌剧演出的画面：生与死，天堂与地狱。
　　曾有人说艺术家生来就应该是贫穷的，因为：“在贫困者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极其神秘、最最美丽的，可以增强人们力量、思考力、同情和慈爱心的元素。”
　　什么是美？

　　五、在100美元的钞票上，是哪一位美国总统的肖像？
　　A、乔治·华盛顿
　　B、弗兰克林·罗斯福
　　C、本杰明·弗兰克林
　　D、亚伯拉罕·林肯
　　杰玛和舍利姆回到了孟买。杰玛在地下道里遇见了卖唱乞讨的拜勒文——“天堂”里的另一位天使，已被普努斯弄瞎双眼。杰玛给了拜勒文100美元。拜勒文告诉杰玛百元美钞上印的是本杰明·弗兰克林，还告诉他拉提卡的处所。
　　“你被拯救了，我不太走运，这是唯一的区别。”拜勒文说。你有Money就能获得拯救，印在百元大钞上的伟人只眷顾能拿到它们的人。贫贱则逼人为盗、为娼、为乞丐。

　　六、是谁发明了左轮手枪？
　　A、塞穆尔·考特　B、布鲁斯·勃朗宁　C、丹·万森　D、詹姆士·瑞沃尔
　　“金钱和美女，每个男人都会在上面失足的，看上去你两样都占了。”警官对赢得1000万的杰玛这么说。
　　杰玛和舍利姆去皮拉街营救拉提卡。在普努斯精心“栽培”下，拉提卡即将成为艺妓。“你真的以为，你可以就这么带着我的财产走掉吗？你知道这个小处女能值多少钱吗？”普努斯说。舍利姆将她带走了，用左轮手枪带走的。他射杀了普努斯。接着舍利姆投靠了贾韦德——另一个“上帝”，也是普努斯的死对头。“很好，敌人的敌人的就是朋友。过来，我的朋友。我一直在找像你这样的人。”贾韦德赞许道。第二个“上帝”出现了。
　　左轮手枪不但可以指着敌人，还可以指着兄弟。“谁有枪谁说了算！”舍利姆用枪让杰玛滚出房外，占有了拉提卡的初夜。在那一夜，舍利姆同时获得了金钱和美女。
　　枪杆子底下能出很多东西。

　　七、剑桥的情报部门在英国的哪座城市？
　　A、牛津　
　　B、利兹　
　　C、剑桥　
　　D、伦敦
　　杰玛在电话中心工作——一个端茶生。发达的资讯帮助他答对了这个问题：D、伦敦。同时，他也利用这个便利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哥哥舍利姆——在他被哥哥用手枪赶出去之后。
　　印度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掌握发达国家每一个资讯的现代社会；另一个是穷困潦倒的第三世界——贫民窟。

　　八、哪一位板球运动员是本世纪历史得分最多的？
　　A、沙奇·德鲁卡　B、瑞奇·庞汀　C、迈克·斯莱特　D、杰克·豪尔斯
　　杰玛和舍利姆兄弟俩儿在孟买一栋未完工的高楼上见面了。舍利姆指着周围的工地说：“那里曾经是我们住的贫民窟，现在全都是商业区，印度现在也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了，兄弟。而我，就站在中心的中心。这全是贾韦德的地盘……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上帝”还在。
　　杰玛也找到了拉提卡，她已成为“上帝”的情人——也许用“性奴”更合适一点。
　　杰玛遇到他人生中的第三个“上帝”——《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主持人。主持人想误导他：“贫民窟的小混混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主宰的？我。……做该做的，我保证在三分钟后你就会像我一样出名，像我一样富有……不选B？瑞奇·庞汀，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板球运动员。”
　　杰玛没有受“上帝”的误导，他选了D，赢得了1000万。节目一结束，“上帝”就将他送进了警察局，罪名是作弊。
　　得分最多是不重要的，离“中心”很近也是不重要的，“成功人士”往往不是最优秀的。冥冥之中总有一种不可言状之物在左右着命运。影片里杰玛奇迹般的摆脱了三个“上帝”的掌控，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印度人则没有。
　　谁的得分能比上帝多？

　　九、在亚历山大·大仲马的书《三个火枪手》中，其中两个火枪手叫做阿托斯和波托斯，第三个火枪手的名字叫什么？
　　A、阿拉米斯　B、卡帝乐·瑞奇卢　C、达唐尼恩　D、普兰奇特
　　《三个火枪手》是关于爱、通奸、情义与背叛的故事。
　　杰玛和舍利姆上小学时的课本就是《三个火枪手》，但他们没来得及看书宗教冲突就袭来，毁了他们的家庭。“第三个火枪手”拉提卡加入了，他们三人都是家破人亡的。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开始，趁“上帝”贾韦德不注意时，舍利姆放走了拉提卡，让她去找杰玛，并给她一个手机说杰玛可能会打来。
　　杰玛打来了，他要向哥哥求助，接听的是拉提卡。她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杰玛，就算没有钱……”舍利姆知道“上帝”会追究，他射杀了“上帝”，自己倒在钱堆中，他只剩下钱了。是“人死了，钱留着”悲哀，还是“人活着，钱没了”悲哀？
　　反正在那个晚上，杰玛同时赢得了：爱——拉提卡；情义——哥哥舍利姆的献身；名——全印度人都知道了他；利——2000万。
　　目前印度官方统计它的文盲率在35%，但有人估计实际上的文盲率达总人口的一半。初等教育存在着辍学率高的问题：50%。有多少印度人能成为“火枪手”不清楚。
　　“书读得多吗？”主持人问杰玛。

　　结尾
　　杰玛和拉提卡在火车站相遇、相拥，手挽手走向幸福的未来。片头那个问题的答案也呼之欲出：D、命中注定。
　　这个答案也提醒了观众：你现在的境遇也是命中注定的。
　　杰玛问：“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这个节目？”拉提卡答：“这是逃避的方法，不是吗？逃避到另一种生活中。”终归这只是一场游戏和一部电影。
　　导演丹尼·博伊尔说：“在印度文化中，这种天定的命运异常强大，人在命运面前是很渺小而无意义的。每个人都自有一方天地和自己的角色，人在命运前需要做的只是顺天意而非尽人事。”
　　你不顺服命运，想要改变命运吗？请参考A、B、C三个选项，并把“他”字改成“我”。

　　魔术
　　我能猜到的戏法就是这么多。
　　如果没有这十个问题，本片也只能流于平庸，又是：“一个贫民窟出生的心地善良的穷小子，凭着一股执着的劲头和出奇的好运气，战胜了邪恶和贫困，终于抱得美人归，也顺便赢得名与利——他本意并不想追求。”的老套故事。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早就为这类故事的情节做过总结。
　　堂吉诃德式的梦幻。

　　最后的问题　　　　　　　　　　　　　　　　
　　印度能像杰玛·马利克那样摆脱过去的阴影，拥有美好的明天吗？
　　A、弓和箭。它难以摆脱宗教、种姓矛盾与冲突的羁绊。
　　B、谎言能战胜一切。它在政治上始终昏庸腐败，只要大喊一声：“印度现在也是世界的经济中心！”就够了。
　　C、真理能战胜一切。拉提卡问：“逃跑？去哪？靠什么生活？”贾马尔·马利克答：“爱。”真理是爱。
　　D、命中注定。接受命运的安排，刻意的作为无济于事，是你的终将到来。

　　音乐
　　影片中一段插曲令我留下了印象：砰砰的贝斯似乎象征着心脉的跳动，或执着的脚步声；轻灵的键盘在天际飞扬；如梦似幻的女声低吟着，嗯嗯嗯……

补充：
　　正文我说《百万》一剧的核心是那十个问题，它们是解开《百万》内涵的钥匙。如果不先分析那十个问题则对《百万》的评论都不着边际。

　　十个问题的关键词：
　　1、幻想——观众被囚禁在贫民窟里。
　　2、谎言——人人皆知的非标准答案。
　　3、宗教——弓和箭。
　　4、丑恶——什么是美？
　　5、贫贱——手里有钱才能获得拯救。
　　6、暴力——枪杆子底下能出很多东西。
　　7、分化——印度分为两个世界。
　　8、摆布——谁的得分能比上帝多？
　　9、愚昧——读书多吗？
　　10、宿命——命中注定。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294703a353217aa1

Right，这个英文单词，作为形容词有三重含义，公正just，正确correct和适当most suitable, best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读苏格拉底和特拉叙马柯关于公正的辨析（见柏拉图《治国论》），我想到了这个词，这个词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一脉相承。

特拉叙马柯对于公正的有这样的阐释，“对强者有利对弱者不利”，“统治者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统治者而不是为了被统治者”，苏格拉底在辨析的时候，没有直接谈这两个论题，而是从几种职业谈起，医生的工作是利于自己还是病人？建筑师是为了自己还是建筑？农夫是为了自己还是庄稼？……最后大家都同意，虽然这些职业的从业者都得到报酬，但工作的本身是为了工作的对象，也就是对对象有益，医生的工作是为了让病人痊愈，建筑师的工作是为了建造坚固舒适的房屋，农夫的工作是使庄稼茁壮成长……他们还讨论了羊倌的工作，即使羊倌从出售羊群中受益，甚至享受了羊肉的美味，但他在放羊的时候还是为了羊能健康生长和繁殖。如此得出结论：强者考虑弱者的福利，统治者使被统治者受益，才能称得上公正；关于后者，苏格拉底还从灵魂的品质是公正，拥有公正的灵魂的人生活得好，也就是幸福快乐，进一步阐释（没有宗教精神的人恐怕不会相信这种说法）。

由此我发现，公正是行为判断的价值观，工作最有利于工作对象即目的——most suitable, best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也就是行为适当，这样的行为可以判断为“对”和“正确”——correct，这样的行为就称得上公正——just。

Right，作为名词，有两重含义，一是非判断中与“非”相对的“是”、与“错”相对的“对”；二是权利morally just or lawful right。由此可见，名词含义乃从形容词含义中引申而来。值得注意的是权利。从Right（权利）的形容词含义——公正和适当，应当能够部分地理解人生而平等——不因容貌、出身和才能等等而受到影响的权利。

读博客文章时，发现许多网友甚至包括有的名人都将“权利”写作“权力”；个人感觉，可能由于权利是外来词语，而权力才是本土词语。权力，对照的英文应当是power，说的是能力和权限。权力因人而异，有人能力强些，就获取的多些，但正当的权力，应以保护权利为前提。


人的权利也是人所具有的优美之物，美国独立宣言中总结为，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我们认为这些真相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造物主平等地创造了所有人，他们被造物主赋予确定的不可分割的权利——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

如果医生只是为了获取开药的回扣而将病人不需要的药开给病人，建筑者将沙子掺入水泥将铁丝代替钢筋建造起豆腐渣房舍，饲养者向活猪灌水增加重量，做食物给人吃的人将毒物加入食物……不仅不公正，而且也是人类灭绝的先兆，因为人完全背离了天赋才能，甚至背离了本性，正走在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上。没错，人具有自我中心和自私的特性，可这已经不是自私或自利，甚至也不是自我中心，这是自害，这是自我毁灭；天赐万物予人，天赐理性予人，人却背离万物，抛弃理性，不仅失去神性和理性，甚至失去动物本能，剩下的只是魔性，自我毁灭的反人性。


原文见: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446614af63323161

从前看理想国的时候,对于苏格拉底的辩才就叹服不已.现在再看别人眼中的老苏和他的弟子柏拉图,依然如此.
文章转的时候做了裁减.

南方周末》评选去年年度人物，将北川中学学生放在评选名单里，第一名自然无悬念，该谈的也都有人谈过了。不过，８０后这个第二名，似乎还有文章可做。

　　“读友会”里有同学上帖子，“《南方周末》，请不要叫我８０后。”为什么呢？对《南周》新年特刊表扬文章的前半部分有意见，厌烦往她那代人身上贴那种一篙子打翻一船人的政治标签。

　　用政治来标记一代人，在别的国家，都是因为他们有着与上一代很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南周》那篇文章，通过去年一些反西方事件，发现８０后也爱国，８０后也忠党，所以表扬他们。可是，这能算８０后的特别之处吗？红朝建元以来，哪一代不忠党，哪一代不爱国？主旋律里，你见过说“不”吗？不信，你去问问当年的红卫兵。西方媒体“造谣诬蔑”中国紊革大好形势，小将们北京城里怒烧英国代办处，留学生在莫斯科和苏联警察打起来，满街的大喇叭都是尖叫狂吼的主旋律：中国人民不可侮！西方“和平演变”的预言彻底破产了！中华民族新一代在大风大浪中茁壮成长！

　　（读者别误会，上面的口号，俺真的是在资料室里从１９６６年的《红旗》——现在改名《求是》——杂志上抄到的，而不是取巧在２００８年的《求是》杂志里摘录的。）

　　《南周》那篇文章说，“一位受人尊重的七十多岁的中科院院士甚至在一次讲演中给台下的‘８０后’鞠躬”。能不能请这位院士再鞠一次躬，补拍一张新闻照片？俺想用来作题头图。

　　不管当时多么自豪，今天极少有人愿意被定性为“红卫兵一代”。当作历史鉴定，政治实在太不可靠。即使当时，政治也是一种分裂性力量。与“读友会”里那位同学有类似看法的，肯定不止一个两个。要找更可靠更有包容性的说法，俺宁愿很历史唯物主义地看经济基础。

　　８０后肩负的真正历史关键，以敝人看来，既不在于表扬者所说的忠党爱国，也不在于之前某些批评者所说的娇骄“小皇帝”或政治冷漠，而在于他们是成家时就 own a modern home 的第一代中国人。孟夫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现代家居是所大学校，中国人要从农业民族转向工业民族，必得由这学校教一教。

　　兄弟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住过一阵 co-op。就是合作房，十几个人凑份子，一起开伙，一起管理房子。只要你受得了美国佬的顿顿土豆泥加鸡腿，这是了解美国文化的好方式。不过中国人通常吃不消，所以除了俺和一位同胞女生之外，其他都是美国人。有一回，底楼进门挂衣服的小间漏水，把几位美国姑娘的出客大衣弄脏了。几个男生打着手电查看，发现屋顶一角的壁板沤烂了。揭起来一看，上面二楼厕所的下水道在滴水。再到厕所里，拆下马桶。原来马桶底下的密封纸圈歪了，失效漏水，而且折痕是新的。然后有个美国姑娘想起来，前几天她见到那个中国女生用通马桶的皮搋子猛搅猛捣的，大概是通不下去在发火——皮搋子是通马桶工具，一根木柄，一头套着个橡皮碗。好在美国学生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在家里都见过或帮过父母修房子，他们用份子钱买来纸浆和密封圈，把马桶和小间的屋顶都修好了。

　　俺也住过一户人家，房东是个患有帕金森症的孤身老太，出租两个房间补贴家用。帕金森症为老年人的神经系统常见病，最明显症状是手脚会颤抖。有一回，俺见她拿着管子钳，手抖抖地要把一个漏水的接头重新装一装。还不要俺帮忙。这是老人家安身立命的自傲：我自己能够照料自己！

　　现代家居对人心的内在影响，英美小说里看得更明显。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反美密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里，男主角的犹太母亲，猜到女友在反犹暴乱中遇害了，通过电话指导女友的儿子离家躲避。她一步一步地关照，直到最后叫孩子别忘了关灯和挂断电话——暴乱过去后你仍然要付账单的。前年圣诞大片《赎罪》（Atonement），底本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同名小说。其中有一章，写女主角的母亲头痛躺在床上，她从传进睡房的各种声音里，猜到屋内发生了哪些事。想好了起床后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她要去河边把小女儿叫回来，为了防止被太阳晒了头痛复发，出去时要戴好防护眼镜。因此下床时首先要把眼镜找出来，放在口袋里，她不想出门时再上楼来找。两位女主人做家事时程序算计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

　　咱们中国人是农业民族，咱们有咱们的持家经验。比如，俺老家山里用完铁锅后，随手洗净了，用布擦干，再放灶头余火上烤一烤，一口锅要用几十年。去女家相亲，还会似乎不经意地问问这口锅用了多久，试探一下女家是否会过日子。但是乡下人没对付过现代家居的马桶和澡缸，这种工业社会的经验，他们是没有的。俺看国内很多城里人的习惯，似乎把抽水马桶和澡缸、盥洗池仍然当作乡下的茅厕和浴盆，任何东西都可以冲掉倒掉似的。其实澡缸和盥洗池下面有弯管的，记得中学物理课上学到过，这是利用连通管水平面等高的原理，防止污水倒灌。头发就很容易沉积在弯管里，堵得盥洗池不通。中国学生洗澡后不清理澡缸里的头发，是同住的美国室友经常讲的怨言。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俺对８０后的修身不抱希望，但是俺相信，他们会是中国的齐家新一代。为什么对修身不抱希望？因为俺不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的古话适用于今日之中国。这句话的前提是，社会上已经存在一个知礼节的仓廪实阶层（哪怕人数很少），他们是别人羡慕的对象。所以仓廪不实的人，在条件改善吃饱肚子之后，会学着他们的榜样而讲究礼节——礼节这东西，不可能从天下掉下来，必须跟着人亦步亦趋地从细事学起。在中国大陆，这一知礼节阶层早已被革命割掉了，礼节已无处可学，倒是不讲“虚伪”礼节如今成了革命老传统。所以现在的人仓廪再实，照样随地吐痰。某次，飞机上与一位刚结束了中国自费游的英国女士闲聊。女士说，山川古迹之外，她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她到过的几个旅游城市，除了上海，处处听到此起彼伏的清喉咙声音——女士比较文雅，没说吐痰，只提及准备动作——听得她脊梁阵阵抽紧。但８０后会把痰吐到窗外去，自己的房子，他们还是爱惜的。

　　这不是父母一代住过的公家房子，住烂了无所谓。你不爱惜房子，脱手时卖不出好价钱，这是记在你自己账上的直接经济损失。这更不是父母一代的要方便得跑大街公厕的房子，８０后的新家，抽水马桶溢出来，直接臭在你家里。你跟马桶和澡缸乱来，短则几日，长则数月，它们一定搞得你狼狈不堪。水滴到楼下，还要引起邻里纠纷。

　　尽管修身不足，能够齐家，仍然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被主旋律一煽动，就要包围家乐福，就要砸麦当劳，就要以“抵制”的话头为法国公司普及名牌产品清单，这种心态，其实和马桶通不好就拿着皮搋子乱捣、搞到密封圈失灵漏水是一样的，都是情绪不通就蛮干。十月革命后，谈到俄国的工业化，列宁曾经指出（《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咱们中国人是很好的劳动者，但不少人还谈不上是很好的工作者。他们不妨从家里开始，培养工业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学会使用适当工具，按着既定顺序，细致地耐心地处理较为复杂的现代家居的保养和修缮。这样，即使大街上仍然痰迹斑斑，至少，你有可能学得比较务实。

　　去年圣诞期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又导又演的新片《老爷车》（Gran Torino），讲一位波兰裔退休汽车工人的家旁，搬来一户越南战争后逃出老挝的苗族山地人。老工人去他们家做客，发现洗衣机没有放平，他弯下腰去调节底脚螺丝。这位老工人就是列宁羡慕的先进民族的工作者，见到马虎之处就要 fix。他后来教邻家孩子修理电器和房屋。老工人以这样的方式，将一个狩猎民族的新少男，带入美国现代社会。

　　或许，到了８０后的孩子长到８０后现在的年龄，他们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在家里都见过或帮过父母打理现代家居。他们将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的第一代真正工业人。

　　有人可能会问：现在找工作这么难，哪里买得起房子？这个俺可以主旋律一次：尽管当前经济在衰退，假以时日，相当一部分８０后仍然应该拥有自己的房子。毕竟，房子才是该拉动的最大内需。

原文见.转时有删减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7bf63a7b5bf4c6ed

上帝的位格与京剧的脸谱 / 李野航
2009-02-08 21:57 | 阅读(147) | 标签: 宗教评论

　　
　　在《圣经 新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圣保罗原名扫罗，乃犹太人之“警长”，早年迫害基督徒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在一次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了一件让保罗彻底改变立场的事。对这件事，保罗的说法是：耶稣向他显现，对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用脚踢刺是难的”。从此，他的人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成了早期基督教的重要塑造者之一。
　　
　　当代一些《圣经》考据学家们认为这次奇遇可能不过是一场由雷电引起的癫痫病的发作。这种推论是否属实姑且不论。让我最感兴趣的是耶稣（或保罗幻像中的耶稣）说的那句“用脚踢刺是难的”。因为这句话无论如何有些令人费解。
　　
　　后来我从一本书中了解到这句话出自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是剧中的一句台词。而这出戏剧说的是儿子为父报仇杀死了谋害亲夫的母亲，于是围绕他是否有罪而展开了一场涉及神界的争端。故事最后，在女神雅典娜的干预下，儿子被判无罪，但母亲的保护神复仇女神也被收服为雅典城的守护神。这出戏剧的主题是父权与母权之争，他反映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
　　
　　有意思的是，这出戏的台词为什么会被耶稣（或保罗所幻想的耶稣）所引用？而在这一引用中，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众所周知，《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它的早期读者无疑是希腊人居多。这意味着早期基督教这个源于犹太教的启示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希腊人能理解的方式被推广开来的。因此，对古代希腊文化一无所知将是读懂《新约》的一大障碍。那么，所谓古希腊文化有什么特点呢？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动物”这个概念很好的诠释了古希腊文化中某种在欧洲人看来是陌生的东西。它意味着人只有在集群的时候，只有在面向公众的时候，他才是算是某个东西。反之，当他孤独地面向虚无时，他就什么也不是了。这反映在古希腊艺术上就是对“实体”之美（比如裸体雕塑之美）的迷恋，古希腊人在公众化地呈现着的实体之美的身上，构建着自己存在的全部意义。而实体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拒绝了虚无。而虚无是古希腊人最不能忍受的东西。所以，古希腊人是一个只生活在可感知的当下的实在性中的民族，他们没有历史感，他们不需要在时间维度才能把握到的看不见的东西。因此上，在他们的悲剧故事结构中，命运总是来自神界的、早已注定了的东西，而悲剧人物不过是被这注定了的东西击中了而已。
　　
　　这种古希腊式的世界感与欧洲人的世界感是大异其趣的。欧洲精神的真正兴趣恰恰的希腊人要拒绝的东西。他们总有一种永不知足的探求无限的欲望。反映在艺术上就是音乐与绘画上的印象主义风潮。在这类艺术中，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实体之美，而是一种将人引向无限的氛围之美。即使是那些号称回归到古希腊文化的文艺复兴时代的裸体雕像，我们也能从其雕像那凝视着无限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中，看到某种只有欧洲精神才关注的东西。这些雕像透露出了率皆作盲目状的古希腊雕像所没有的气质。在戏剧的领域，欧洲的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多不来自神明的预定，而是出自其内在的性格。当我们将哈姆雷特与俄底浦斯作一比较时，就会发现困扰哈姆雷特的是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也就是选择的问题。而俄底浦斯是无可选择的。
　　
　　当然，这两种不同的世界感也必然反映在宗教观念中。比如“三位一体”之“位格”（persona）一词，希腊文是面具的意思。而面具就是在戏剧中公众化地呈现在人们眼中的东西。因此，被以希腊方式理解着的上帝的“位格”就是：上帝公然展示着的“面具”就是他的实体。在这“面具”的背后绝无不可理解之无限的存在。而以欧洲方式理解的“位格”则只是有限与无限的连结点，上帝的“位格”只是上帝呈现出来的一面，“位格”不应该是上帝的全部。上帝的位格只是人通向上帝的管道，在上帝的“位格”里，上帝与人相遇了。
　　
　　路德为什么要强调上帝超越于特殊启示（也就是基督教教义所宣扬的内容）之上的主权与意志？而牛顿为什么极力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乃是因为在欧洲心智看来，上帝的性质是绝不能仅仅限定在其公众化的“面具”里的。仅仅呆在一个公众化的“面具”里的上帝实在不能满足欧洲精神那永不知足的无限渴望！
　　
　　有意思的是，当这个欧洲上帝的“面具”被介绍到了中国后，它又是怎样地被中国心智所理解和把握的呢？
　　
　　这需要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加以分析。其实，中国心智与古希腊心智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当人只有在集群的时候，只有在面向公众的时候，他才是算是某个东西。当然，与古希腊人不同的是，令中国人更加兴奋的，不是与“面具”合一的抽象的审美实体，而是为“面具”所维系着的实用伦理的表达。我们从京剧的脸谱中，就可以窥见这种精神偏好。
　　
　　在京剧中类型化的人物身上，我们看不到独立的属于个体灵魂的需要。我们看到的只是角色被放在某种传统伦理价值系统的内部并小心地演绎着其所处位置的意义。中国的观戏者通过戏剧找到了自己或理想中的自己，在通过学唱而参与到角色的程式化情绪中，中国人获得了心满意足。中国人在“脸谱”中找到自己的同时，也拒绝、压抑了个体灵魂的独特性要求。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中国人悠然自得地讴着马连良的《空城计》里的唱腔的同时，可能对诸葛亮的灵魂是否痛苦是一点也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只是在一个可通约的公众化的唱腔里，自己和“智慧”接上了气，从而获得了一种公共性认同和由此而来的心理满足。
　　这种中国式的戏剧偏好与日本人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能剧的角色那木然的面具下，我们却常常会体会到一个超出经验世界以外的灵魂的痛苦与焦灼。面具在这里犹如在欧洲人那里一样，只是一个连通着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的管道而已。
　　
　　当然，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京剧的脸谱不再能维系中国人的心理需要了。一部分中国人为自己找到了京剧脸谱的替代品———上帝的“位格”。也就是另一个可以通过它而重新获得公共认同感的东西。要证明“上帝的位格”在中国基督徒那里只不过是个获取公共性身份的实用性符号并不困难。我认识过一个女基督徒，她说她过去一听说自己所认识的人“是”基督徒就很兴奋，而现在听说对方“是”基督徒就很警惕。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其实是同一个心理动机在起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中，自己所归属的公共团体又壮大了。在后一种情况中，自己所归属的团体可能受到同为“基督教”的异派团体的威胁。总之，这位基督徒关注的焦点不是信仰本身，而是如何在基督教团体中获得一个恰当的公共性身份，并从中找到归属感。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基督徒非常热衷于拉人“入伙”而对团体中丁点不同的声音都会感到异常焦虑。因为，独立地思考与探求永远是集体性生态的颠覆性因素。
　　
　　那么，对于欧洲人那沉迷于对无限的追求的心智而言，上帝的“位格”是否就一点也不呈现出其作为公共性、集体性需要的维系者的功能呢？也不是。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种功能的极端化表现。比如，在一部名叫《浓情巧克力》的电影里，社区的基督教团体为了维护其为基督教价值所维系的社区凝聚力，不惜对卖巧克力的女人和她的巧克力采取了近乎神经质的敌对行动。但这种集体性神经质总在被对无限的、独立的心理特质所超越和克服，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的欧洲已经看不到霍桑在《红字》里所描写的情景了。
　　
　　可是，刚刚找到上帝的“位格”的中国基督徒们却十分热衷于给别人的衣服上绣上“红字”，也就是给“不信者”定罪。中国人自来就是公共性生物，只能生活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社会结构中。一旦这种社会结构崩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就会迅速下降到野兽的水平。当京剧的脸谱不再能够劝善惩恶的时候，中国人为自己找到的另一种脸谱就是上帝的“位格”。中国人不需要这张新“脸谱”的后面有什么“上帝超然于启示之上的意志”。中国人只寄希望于至少在接受这张“脸谱”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中，不要有太多的尔虞我诈。但这可能吗？当一个没有精神深度的脸站在这张同样没有精神深度的“上帝”的“脸谱”前，真的就可以让人因建立起了一种在“脸谱”之下的公共意识而管住自己的道德吗？中国人对此其实是没有自信的。所能做的，只有歇斯底里地把无数的“红字”，贴在无数“不信者”的衣服上了事。
　　
　　回到本文的开头，那句《新约》里所引用的“用脚踢刺是难的”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古希腊人而言，一听就心领神会了，因为爱看戏的“城邦动物”们知道那是指“两种原则的斗争”。对于欧洲心智而言，则不免有些费解。难道上帝对个体灵魂发出的启示还需要借助脍炙人口的戏剧台词吗？
　　而我们中国人呢，只要稍微一点拨，就会恍然大悟。尽管我们对藏在上帝的“位格”之后的神秘不能领会，但只要上帝对我们哼几句马连良的段子：“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我们就会明白，那是上帝要我们学聪明一点。
　　
　　谁叫我们只是一群公共性动物呢？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591a936decb60bd3

野航读圣经之：求则得着 / 李野航
2009-02-09 14:14 | 阅读(6) | 标签: 宗教思考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马太福音》 21：22 ）

过去，我在参加基督教教会活动的时候，见一个女基督徒这样向基督祷告：“主啊，你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可我是信你的，为什么我要的一切都没有得到呢？”显然，这位女基督徒的信心令人遗憾地动摇了。

如果一个基督徒对其信仰怀着真诚的态度的话，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为什么基督徒信仰上帝，却不是有求必应的？难道《圣经》上的话是骗人的、是在忽悠信众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思考的结果是：基督的话绝对没有骗人，只是我们一般基督徒根本没有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而已。

或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信基督，我想飞，可我为什么不能够飞呢？”答案很简单———当一个人说“我要”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是一个为许多人格及其需要组成的集合体，它简直就像一个美利坚合众国，有着许多的“州”，各个“州”有着自己的法律、也有着自己的需要。一个人表现出来的需要不过是他无意识中的众多的需要相互博弈的结果而已。一个人如果他想飞的话，这意味着这仅仅是他的某个人格（也就类似于合众国的某个“州”）的需要。但这种需要会触犯他另一个更重要的人格的需要，那个人格的需要会抵消这种人格需要实现自己的可能性。比如，人如果想飞，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人向超越这个物理的世界所加在他身上的定律。但他的另一个人格却是坚决反对这种超越的。因为物理定律能够被轻易超越的话，人就会丧失他从这个物理的世界所获得的稳定感和安全感，从而这个人在这个物理的世界的存在的基础将会被冒犯，这是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愿它发生的。

一个古老的西方童话故事非常形象地揭示了这个道理：神答应满足一个穷人向他提三个要求。这个人于是提出了他的要求：“要是有一节香肠该多好”。马上，一节香肠香喷喷的摆在了他的面前。这是，这个穷人的老婆来了，发现她男人只要了一根香肠，就破口大骂：“我恨不得这根香肠长在你的鼻子上”。谁知，香肠真的长在了这个穷人的鼻子上。最后，穷人只好请神让那根香肠从鼻子上下来。就这样，三个要求都被满足了，穷人只得到了一根香肠。故事中的穷人就好比人的意识，穷人的老婆就好比人的无意识。它们的要求因为相互冲突而相互抵消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要求与愿望通常不能实现的真正原因！

或许有人会说：“20世界以来的技术革命不是已然让我们超越了许多在过去看来是不可跨越的物理法则吗？”但我想说的是：的确，自20世纪以来，人类打开了许多在过去看来是不可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但我们真的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吗？盘点一下20世纪，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经历了最多的死亡与痛苦的世纪。如果人类拥有相当的智慧的话，他们也许会反思20世纪的技术革命是否真的那么的必要。一部名叫《纽伦堡大审判》的电影中，一个纳粹头子在临终的时候反思人类为什么会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他思考的结果是：“这一切都源自于人类的技术文明的突飞猛进。技术文明成倍地放大了人心中的贪欲、残忍与邪恶。”

所以，20世纪的技术文明的确满足了人类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愿望，人类真的能“飞”了。可20 世纪也是人类活得最为焦虑和痛苦的一个世纪。神给人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放飞了梦想，却因为让支撑着人的存在的固有文明形态的“大地引力”失效而被抛掷在痛苦与焦虑的深渊里；人类的一种人格获得了满足，可另一个人格却被大大地伤害了。或许，当人类真正穷尽了技术文明的一切可能性后，恰恰会选择一种“绝圣弃智”、“田园牧歌”般的文明形态。这不是没有可能，因为西方一部分对现代性的本质有着最为清醒的认识的人正在作出这样的选择。

再让我们再来看看上文提到的那位女基督徒的祷告吧。其实，她所要的，无非就是满意的婚姻而已。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呢？因为她通过疯狂的传教，来逃避传统观念所分派给她的女性角色，她因此已经无意识地把自己变成了“男人”。既然在无意识的层面，自己已然是个“男人”，又怎么肯嫁给一个真实的男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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