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而又美丽：追风筝的人

随风筝放飞的阴谋——评小说《追风筝的人》
                                                云也退

20世纪70年代的阿富汗，阔家子弟阿米尔为了争夺父爱，设计逐走了家中仆人阿里的儿子、受自己的父亲疼爱有加的哈桑，等到他移居美国之后，才发现当年遭到自己嫉恨的哈桑原来是他的同父异母弟弟。然后主人公深受震动，回家寻找侄子，因为老乡忠告他“那里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在中东的家乡，童年时期结怨的恶少现在已经成了塔利班的军官，主人公在一场喋血之后，和小侄子一起逃出了虎口。


小说《追风筝的人》从北美畅销到中国，有它的道理：谁也不能否认作者胡赛尼编织的的确是一个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的故事。但是，细心的读者定会发现，这个故事在文笔和手法上乏善可陈；更重要的一点，故事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封闭的“结怨—报怨”或“犯罪—赎罪”套路，其实并非“阿富汗”的专利。照理说，家庭本是一个民族文化、习俗、宗教和社会规范的缩影，但从这本书里的一家四口人身上看不出多少文化，父亲、阿里、阿米尔和哈桑，他们都仅仅服务于一个身世的秘密，秘密揭破后使命就此告终，然后就是报怨赎罪，人物都是单一的面向，善的善恶的恶，无从体现作者作为阿富汗裔作家的民族性来。


表面上，小说名字中的“风筝”似乎是民族性的核心载体。阿米尔和哈桑所在的地方有斗风筝比赛的习俗，两个孩子一个善斗，一个善捡，合作十分默契。但是，在作者的安排下，正是在阿米尔和哈桑同时斗风筝和捡风筝比赛胜利的一天，小说的首个高潮出现了：哈桑遭到恶少的围攻，而阿米尔出于嫉妒袖手旁观。


第一次严重的裂痕出现在手足情谊结出硕果的一刻，看多了单线条的通俗小说，对这种过于戏剧性的巧合设计恐怕不会陌生。一个风筝就此成了一桩罪恶的见证，又仿佛寄托一种愧疚。有了风筝，主人公便有权经常睹物思人，抚今追昔，就像俗套的电视连续剧那样，在男主角目光所及的天空中频频出现女主角的音容笑貌。有了一个身姿飘逸的风筝形象垫底，作者要抒情、要深刻就都有了抓手。连译者自己都说不清“风筝”到底象征着什么；我在其中更看不见半点“阿富汗特色”，相反还对这种习俗是否真实存在产生了怀疑。


由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追风筝的人》的写作动机。有点常识的中国人都不会对美国大众的认知水平期之过高，不会认为这类小说是写给林达夫妇周边那些知书达理的谦谦君子看的。关于阿富汗，美国大众的了解程度恐怕不会超过一般中国人，近几年因为塔利班和萨达姆的相继倒掉，什叶派、逊尼派之类最基本的政治概念才在大洋彼岸传播地稍许广些。在美国大众的生活中，阿富汗是个熟悉的陌生人，虽闻其名，它的真实血肉还需通过传媒、通过文艺作品来填充。


可以说《追风筝的人》就是这样的作品之一，哪怕是无意为之，它满足了普通美国读者关于阿富汗历史和现实的想象。胡赛尼的故事先提到了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后提到塔利班的暴政，最后，当阿米尔虎口脱险之后，提到美国推翻塔利班，时间线索分明透露了这样一种讯息：是美国解救了危机中的阿富汗。当主人公阿米尔跟随父亲逃出苏联魔掌的时候，作者详细刻画了苏军的暴戾，而他们得到喘息的巴基斯坦正是美国扶持反苏力量的重点区域；此后镜头便一下子摇到父子俩在美国的生活，他们几乎没有遇到多少生计上的困难，阿米尔在那里成家立业，并在塔利班掌权之后，频频流露出“我们是在美国，而家乡人却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笼统感伤。


在我看来，若非十足的政治盲人，胡赛尼完全不应置一个事实于不顾：阿富汗近20多年里的国难与美苏冷战直接相关。由一群极端原教旨“神学士”组成的塔利班组织，正是美国长期培植反苏势力、在中东争夺主导权的产物之一，只是当中东恐怖主义势力威胁到自身利益了，美国政府才决定出兵解阿富汗人民于倒悬。这些背景在胡赛尼的描述下全然付诸缺失，读者只看到凶神恶煞的塔利班军官，只看到阿富汗人民“苦尽苦来”的表象，只看到一个跟“正义”的历史进程步调一致的冤仇故事：迫于良心要求去寻找自己侄子的阿米尔，在付出血的代价后带着小孩成功逃出阿富汗——这难道不是一种暗示，表明“正义”正在血泊中艰难前行么？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哪些读者在看到阿米尔背着美国国籍踏上返乡之途的时候会特别激动，如同看见一个深明大义的中东当地向导正冒着生命危险为后来的“解放”开路。


身在异邦，炮制些伪劣商品贴上自己家乡的商标沿路兜售，这点窍门早被很多中国人所掌握。借口写“通俗小说”进行历史肤浅化，使得一个不涉政治的通俗的冤仇故事，因片面的历史解释、特定的国籍安排以及作者对国籍的反复强化，而传递出十分“正确”的政治信息，这是好莱坞大片里利用正反角色蕴含政治符码的伎俩的文学再现；阴谋借着一个诗意的风筝上下翻飞。据悉，胡赛尼本人没等到苏联入侵就去了美国，从此再也没回来过，关于塔利班的印象基本来自传媒的二手消息；看来，以后对《追风筝的人》之类暴得大名的小说还是多些警惕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