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四周年座谈会实录

时间：2009年11月15日14：00-16：30
地点：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二层
台上的人：张立宪  柴静
现场速记：李京威
摄影：郜华欣

    柴  静：谢谢大家，大风天来赴《读库》的约会。前两天六哥对我说，该搞《读库》的年度座谈会了，柴姑娘来助助拳吧。我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一年过得很快，喜得是我又要做最佳女配角了。昨天我找到我们去年三周年座谈会的记录，想发在博客上。但是我又想，这么长，有人看吗？就不发了。想看的人会找来看，不看的人也不必去看。我们来谈我们的事吧，从《读库》开始。

技术流

    柴  静：四年来，《读库》一直在变，现在的《读库》和以往的《读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立宪：我们可以按照年度来把《读库》分成四个方阵，有的朋友说越来越不喜欢，有的朋友不再去订。听到他们的这些看法，我很难过，也很尊重他们的看法。但是这四个方阵放在一起，是不可能倒推的，我不可能在2006年做出2009年方阵的，也不会在2009年做成2006年方阵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步还是有的，并且我个人看来还很大。《读库0601》最近要加印，四年前的书了，制版用的菲林已经不能再用，要重新输出菲林，重新制版。我又重新核了一遍，很脸红，如果现在让我来编，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柴  静：有什么不同？
    张立宪：稿件的选择标准和书的编辑手段、技能，肯定要比四年前好很多。我认为《读库》和我是相互成就的关系。应该说，是我、作者和读者共同成就了这四年的《读库》方阵，反过来，《读库》也把我成就了，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柴  静：前两天我和六哥聊，我想写本书，问他写什么好？六哥琢磨琢磨说，你就写在技术上怎么实现自己的。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技术”这两个字是他提得很多的词，在很多场合都提过，去年的座谈会上也提过。今年想让你多谈一点，和2006年比，你说在技术上提升很大，具体说说看。
    张立宪：这是一个能说很多的话题，但今天的时间和场合都不允许。很多媒体采访我，往往把我当成励志模范和心灵鸡汤，让年轻人扬起生命风帆的那种，其实我自己还怀疑人生，感到绝望呢。我只是每天在摸索一些编辑工作中的细节，这些细节小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地铁号线刚开通，我坐车的时候，看到车站里的站牌，觉得颜色的搭配很好看，青色的底和白色的简黑体，就会想这种颜色的方案我们能不能借鉴一下。
    我再出卖朋友一次。严歌苓老师在生活中是个说话非常豪放的人。有一次我给她写信问最近怎么样，她现在常住柏林，那段时候刚回北京。她回封信说很烦，“差点想不开，自杀了”。当然以她的性格肯定不会自杀，但是这句话应该怎么表达更精准呢？第二天我们一起吃饭，在场都是做编辑的，首先觉得应该调整成“想不开，差点自杀了”，然后又想，那么“了”字应该放在哪儿呢？是“想不开，差点自杀了”，还是“想不开了，差点自杀”呢？以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读库》稿件的原始面貌和刊发时的样子，可能只是一个“的”字的调整，或是意义相近的词语的更换，只是分际之间的差别，甚至这些文章还可能有一个更完美的编辑方案。以后如果有可能和同行探讨这些问题，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柴  静：可能有人觉得，有必要在这么小的细节上考究吗？
    张立宪：如果一个人每天醒来振臂高呼“我要过有意义的人生”，“我要做一本流芳百世的书”，然后呢？第二天醒来继续振臂高呼“我要过有意义的人生”，“我要做一本流芳百世的书”。如果没有训练和纪律，老这么喊是没有用的。就得找到这种规范，并遵守这种规范。我们的媒体还不是很发达，欠缺这样的技术规范，所以就需要我们自己来摸索，自己来制定。我们在编张火丁的书，拍了四年，编了一年，现在还没有编完。用什么样的纸，什么样的编排手段，什么样的开本，我们试着用十几种纸来打样，也上机器做了试印，比较不同的印刷效果。这本书开本很大，横向三百毫米，我们尝试把它减五毫米，按照这个规则做出几种假书，发现三百毫米和两百九十五毫米，相差的五毫米，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行业规范，告诉我这是什么规律，或者直接给我们一个菜单式的选择，当然很好。但是没有，只能自己摸索，不断的学习，从中积累经验，做出判断。刘香成老师接受的是规范的西方新闻学的教育，他经常提到“标准”这个字眼，所谓行业标准和技术标准吧。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也能够过一种有标准的编辑生涯。
    柴  静：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和刘香成职业生涯的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这么多书都要靠刺激的标题和醒目的照片来抓住人的眼光，很多人会说这种细部上的打磨又有什么意义呢？
    张立宪：其实，这种哗众取宠式的做法已经在自食恶果了。我们一年出三十多万种书，很多书连和读者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就变成了废纸。八十年代我们买一本书的时候，对变成印刷品的东西会有一种本能的信任，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所以才会变成一本书。现在我们看到一本书，首先会觉得可疑，怀疑有没有购买的价值和阅读的价值。这就是这个行业在自食恶果的悲剧，现在只是在更恶性的循环，用更血腥更嚣张的做法来刺激人，实现一次效果很短暂的交易。
    上次我们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汉声黄永松老师的讲座，之前是一石文化的几位老师的讲座。我和董秀玉老师在讲座之前聊天，现在纸质书本身就受到网络和电子书的冲击，大家的阅读更多的转向网络和电子阅读这种免费的廉价的出版物。我们身为出版人，做这种纸质书，何以自处？董老师他们已经到了那种修为，宠辱不惊，物我两忘，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书，一年能做两本做两本，能做三本做三本。我这样的人面临的职业压力当然更大，我能怎么做呢？只能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现有的生产方式是什么呢？我自认为还是个比较合格的编辑，一年编六本《读库》，如果能够再编其他两本书，对我来说劳动成果已经很可观了。可事实上，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一年编六十本书，都不一定能完成工作任务。就要改变这种生活状态，能不能把一年编十几本书，变成几年甚至十几年来编一本书？让变成纸质书的文字或者内容配得上来消耗这些纸，这也许是这个行业能实现自我拯救的最后途径。用几年来编一本书，这本书能卖几年甚至十几年。汉声做《中国童话》从三十年前就开始卖，一直到现在，希望我们也能这样。
    任何一个出版社，无论多大，还是多小，其实也只有几种看家的书，成为它们的摇钱树。我们作为一个个体也好，一个出版机构也好，能够多花点心血，好好的栽培一棵摇钱树，能够把这棵树种好，就非常了不起。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
    柴  静：今天在场的人各行各业都有，我猜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都想追求自己行业中真正的职业标准和规律，但是外界的环境会像风暴一样把你席卷而去。我在做毒奶粉调查的时候，看到有些不想卷入这个竞争的厂商也被卷进去了，连根拔起，没有办法。你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张立宪：我刚看到龙应台和李安的一个对话。李安认为拍电影，思想、感情、技术、运气很重要，有了这四个之后，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个性。如果老想和别人一样，那肯定就一样了。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年，耳闻目睹很多杂志从创刊到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北京的媒体从业人员，我和你搭一个班子做一个新杂志，做不下去了就换另外一个班子，但是一看起来，都是在做低水平重复建设。怎么策划一个专题，请谁来写专栏，卷首语该怎么写，照片该怎么拍，栏目怎么划分，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些从业人员不停的更换自己的老板，但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没有太多的变化，这可能是一种不好的状态。个性，就是打破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有时候说起来……你都意识不到这有多古怪。《读库0905》里有一篇文章《希特勒的财神爷》，有一万多字，有家媒体曾经发了两三千字。作者文中有一句话，形容希特勒很善于蛊惑人心，就像文革时期的姚文元一样。你猜编辑改成什么了？“就像台湾的陈水扁一样”。这个编辑改的时候有意识吗？可能就是一个习惯。大潮中大家裹挟着往前走，都会遵守这种习惯并且习以为常。
　　我编《读库》的稿件，希望做到两个不删节，一个是除了必要的文法修改外，我对稿件宁可不发表也不做删节。但还有另一个不删节，我希望和作者达成一种沟通，让作者不要做自我删节。这可能也是作为写作者养成的习惯，他在写作的时候会自己设限，设定什么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有时候是政治敏感话题，但大多时候不是，是传统的观念和习惯使然。《读库》非常喜欢也非常强调个人记忆、个人史、微观史，我收到最多的稿件也是这方面的，许多文章都有这个问题。一个人一旦进入创作状态之后，会不由自主的说一些假话，不由自主的把一些东西夸张，把另外一些东西隐没到好像没有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能够把这种写作习惯纠正过来，也许就可以上升到整个民族的灵魂得到改造的高度。
    柴  静：你说进入创作状态之后的自我修正是一种下意识的恐惧？
    张立宪：我不知道，可能是人性本身的做戏感。我们看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诉苦的时候，说着说着就脱离了事实，并且他自己也当真了，包括我们给父辈和一些尊敬的人写文章也是这样，把一些苦难和美德夸张了来写，写着写着就当真了，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柴  静：选马宏杰那组照片的时候，你说过，你很看重他的一个标准，他没有遵循很多人认为的“政治正确”。
    张立宪：对，我们写作的时候，预设的主题非常可怕，认为穷人一定是善良的、憨厚的。在这个主题下进行创作和写作，就是一种习惯，一种可怕的习惯。这种细节特别多。
    《读库》做到第四年，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文章，这不是靠一个编辑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的。我想这是我们整个民族性里对待事实的态度，对待好事坏事，对待自己曾经做过事情的态度。如果说我对《读库》还有一些信心的话，就是基于这种可提升的空间。我相信关于写作，改进的余地和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很大的。

行动派

    柴  静：在这方面也体现出编辑是多么的重要。打个比方说，马宏杰的《西部招妻》的照片，如果在央视的一个纪录片节目播出，编导可能说这要呈现什么主题呢？这种方式太自然主义了。你觉得呢？
    张立宪：有一次词叫“强作解人”，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毛病。我们对一个事情总想说几句，显得自己很懂，能归纳出一些意义，对对方做出一些评论和判断。如果大家都能够自觉的少说两句，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们那句标准的伦敦腔英语怎么说？——“shut 你的 up”，对了，还有那句“come 你的 on”。确实说得太多了，吵架吵得太多了，自我表白也太多了，还是少说两句得好，做一个行动派吧。你一旦做起事情来，会发现你说的那些话特别的虚弱，你原来在乎的那些东西真的都是浮云。所以，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
    我发现我们很多的损耗，就是因为说话的人太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灾后建屋，谢英俊老师把几个村子建完之后，基本上就撤退了。为什么？不是因为资金的问题，甚至不是因为政策的问题，政府和有关部门已经允许他们盖房子了，老百姓也接受这种重建方式了。而是因为专家和专家之间意见不一，他们之间的争论，这种内耗把这件事情拖住了，特别可惜。比较让人安慰的是，不管是我作为这个项目牵针引线的人，客观上也承担着一定的监督职能，还有捐款从几块到几万的人也好，大家都没有说话，把自己的本份做到了，让其他人去尽他们的本份。我常常见到太多的事情没有人去做，另外又有太多的人在那里说话。
    今天王搏老师来了，这次他来北京干什么呢？大家可能会看到“爱心·王搏计划”的网站很久没有更新了。其实不缺钱，也不缺捐助者，缺的是那些需要捐助的孩子们的资料。我们这么多人去捐钱，最后只有一个出口，就是靠他一个快五十岁的人，又有心脏病，胃也不好，去西部农村步行几十里，采集一个一个孩子的素材放在这里。如果没有他这个出口的话，捐助人和受帮助的人之间就没有桥梁了。这个通道太狭窄了，也说明我们整个的资源分配是很不均衡的。包括寇延丁老师发起的“一对一”捐助灾区伤残儿童，他们在前方收集小孩的材料，他们希望做到很实在的帮助。她对我做了一些训练，说如果有一个人有捐助或做志愿者的意向的话，机构会给这个人发一封信，是一个很长的表格，需要这个人来填。如果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对方用两三个小时填完寄回来，那么这个人基本是靠不住的，因为他太热情了，他以为这件事情很容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筛选比例，如果有一百个人有这个意向，可能有九十个人在两小时之内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但就是这九十个人，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捐钱也好、做事情也好，都能做到，但是时间一长，他们好象都把这个事情忘记了一样，或者投入到新的一件事情中去了。这个表格很专业，真的把这个表格填好需要两到三天。如果一个人用两到三天把这个表格填好寄回来，机构会认为这样的人才合适做这件事。
    现在，捐款人往往有一种捐助者的优越感，他们认为我捐了钱，就有权利这样做有权利那样说。其实不是这样。捐钱是最轻松的事情，捐助人本身，也是需要有门槛的……我怎么说到这儿了？让柴静扳回我们的主题吧。
    柴  静：你说的门槛，最后说一下是指什么呢？
    张立宪：又说回来了。我觉得大家做事，半途而废或虎头蛇尾的事情做得不要太多，这是一个基本的门槛。我们大部分人，一生中扔下了太多的废墟，烂尾楼工程，如果能够稍微把一个事情从头做到尾，已经是功德无量了。你看《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那些犹太人把藏的黄金给辛德勒打了一枚金戒指，戒指上镌刻着一句话：“救一人，即救全世界”。一个人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在救别人，而是救自己，把自己救出来，就是救了全世界。怎么救自己？就是把一件事情做下来，哪怕是阶段性的成果，当天能够享受到一个阶段的成就感，就能够从人生的苦海中得到小小的安慰。
    柴  静：我们回到四周年的话题上，说几篇这一年你在编辑的时候感受深刻的文章。
    张立宪：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肖逢写的私人回忆史，写了1976年和1978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这篇文章，它有三五万字，它的篇幅和枯淡的文风会把很多人吓跑，但是像我一样喜欢的人也有很多。我喜欢大时代的小插曲。有一次一个台湾的前辈和我聊天，他说到八十年代下半叶台湾的那个时代，报禁被解除了，党禁被解除了，解除戒严了，整个时代都是风暴前夜的感觉。他跟我说，台湾当时修了一个地标式的大桥，有个收费处，来了一位老师，是个美国美女，她带着学生从桥上经过，交了费，收费的人一看她不要发票，就把钱自己收起来了，可能就十块钱。这个美女不干了：“你这种贪污是很没有尊严的，你们中国人一向都是这样，连贪污都做得这么没出息。”整个桥拥堵了几个小时，听美女老师慷慨激昂。过后也有很多媒体讨论这件事，美女的那些学生，多年之后依然记得这个事情，记得她说这个事时的状态。这个前辈跟我说，她现在想到台湾风起云涌的那个年代，甚至想不到那些大事件，但是能记得这个小插曲。这是我能够想到的《读库》的意义。
    《读库0905》刘香成老师的专题，我们只是选摘了新出的中文版中的部分照片。那天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讲座之后，我和贺延光老师出去喝杯咖啡。他俩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贺老师说当时看刘香成老师的照片，单独拿出来看没觉得什么。但是八十年代出了英文版，书一出来，很多的照片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一种趋势、脉搏和潮流感被他抓住了。我想到有一个围棋的词叫“大模样”。刘老师在拍的时候有这种意识吗？我不知道，他怎么把这一张一张的瞬间变成了一种洪流，这可能也是很微妙的事情。
    柴  静：六哥的这个提问，一会儿我们也请刘老师回答一下。印象深刻的是，刘老师之前讲座中说，很多人把他当成政治摄影师，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去拍政治，只是拍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中就有政治。这可能也是大时代的小插曲。马宏杰说先要从自家的后院拍起，微观大意，《读库》也是这样？
    张立宪：真实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更加可贵。有时候编完一期稿子我也想，这些稿子有意思吗？为什么变成纸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在编一本书，而是在看了很多书之后再来编这本书，就觉得有理由了。因为很朴素真实的、老老实实的把一个事情记录下来的人，还是太少了。
    柴  静：但是现在还是有一种潮流是刻意求新，要区别于别人。
    张立宪：其实刻意求新还是一种……就跟京剧一样，所谓少、多、少。一个京剧演员首先要唱几出戏，确定自己的风格后，再尽量多地唱，到最后又返璞归真的唱那几出戏。人在一定年龄段的时候，一定是要冒险的，要打破很多东西。但到最后他发现还是归到最本质最本真的状态，那种状态可能在你降临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有了，在你死之后它也依然坚强的存在着，甚至你连遵守它都来不及，你连遵守它都做不到。那时候一个人会变得稍稍谦卑一点吧。
    柴  静：刘老师上次讲座中还说到，即使在现在，国际评奖的时候仍然会看到，还是很狭窄的几类题材会得到关注，得到这个奖，比如说战争、饥饿、同性恋，非常固定。什么样的东西让人关注？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真实世界被拍摄下来，但是大多数是没有的。
    张立宪：刘老师引用了荷赛评委说的话，九成的力气关注一成的人文。社会学上也有二八比例，我们做的百分之八十的东西都是垃圾一样，百分之二十的东西承载了百分之八十的灵魂。所以在这里做一个不是很随大流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消费别人给你准备好的观念和方式，可能就显得很可贵。
    柴  静：再通过文章说说你的标准，你提到第一类非常喜欢的是《私人编年史》，第二篇呢？
    张立宪：我先来汇报另外一个事情，汇报完了也许会把第二篇说清楚。
    我去年在这里向大家汇报要做《乡村读库》，让农村的孩子看书。这一年来，这个计划没有能实现。首先是技术上的难题，其实我们慢慢克服掉了。读库网上的模块已经搭好，也基本能运行了。我首先私下开始沙盘推演，跟很多中学老师探讨这个事情可行性的时候，他们并不乐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说以现在中学生的性格或者说性情，这个东西很可能在一个班里形成一种游戏，你要了什么书，我也要什么书，展开一种劳动竞赛，都来要书。第二个原因，他们跟学生接触更多，认为真正需要的人往往并不轻易张开自己的嘴巴，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会有一种坚毅的沉默。我接到过一个要书的请求，只有两句话：“听说你们这里送书，请给我一套《鲁迅全集》”……你会发现有很多实施细节上的难度，程序设计上的合理性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从一开始并不想把这件事设计成一个诉苦大会，要求对方一定要把自己描述得多么惨或者多么热爱读书。我认为带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善良都是很不地道的，我们不给这些小朋友设置任何附加条件的时候，事实上更难做。怎么做呢？我们需要在程序上更好的设计，在这个设计中我发现什么问题呢？就好像刚才王搏老师说的那样，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北京和北京以外的地方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瓶颈没有被突破。我们老把北京当成中国是不对的，当然没有北京也不是中国。这就所涉及到《读库》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中国。
    上次我在老马的讲座中也提到，如果现在整个人类文明毁灭了，所有的出版物只剩下了《人民日报》，我们会看到人类是什么样呢？或者所有的出版物都毁灭了，我们只看到了《时尚》，我们会看到中国原来这么繁华这么灯红酒绿。这是我们所说的稿件的第二个标准，尽量能够做到，我们记住的东西和他们不一样。也就是我所说的够打通城乡之间的瓶颈。我们到现在，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积累了，我们也在设置一些选题，希望能够用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完成，我们也在组织我们的作者能够踏遍青山来完成这些选题，希望能够做得好一些。
    柴  静：可能有人会觉得做这样的选题，你指向什么呢？也许很多对权力有影响的人物不看，你揭示出来也没有意义。你反映的这些人他们本身也不看《读库》，做这样的东西给谁看？要做什么？
    张立宪：我再来念一段话，这段话是准备好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龙应台和李安的对话，刊发在最新一期《印刻》杂志上。李安回答龙应台问题的时候说了一番话，对我非常有触动，我希望能够回答刚才柴姑娘问的问题——
    我想我还在找人生的意义，不过我也知道没有答案，我只是用故事、电影去做一个诠释，去做一段意义出来，然后把心得传达给大家，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去找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然后分享给大家。这个东西说玄了就是智慧。因为没有结构、没有起承转合，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散掉的；做电影就说我给它一个结构、一个框架，然后大家可以分享一种智慧，也可以说是一种幻觉，一种真相。
    不断的寻找、不断的生活，这是我对生命的看法，也是做电影的看法。你也可以说我在制造人生有意义的一个假象吧，用各种不同的素材，可是这个假象对我们活下去的勇气，还有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拥抱在一起，其实很重要。
    我非常喜欢这番话，不是心灵鸡汤，它把人生的本质揭露出来了，我们想找到真理，也许得到的还是假象，但是这个假象对我们活下去很重要，对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拥抱一起也很重要，就是这样。
    柴  静：李安说到“传达”，《读库》也是一样，你不在现场看不到这些读者，但是他们的存在有没有拥抱在一起的感觉？
    张立宪：人生说白了就是一个机会成本。我要和你吃饭，还是和他吃饭，读你的书，还是读他的书？我只有一天的时间，用来做什么？我希望我们的读者和编者在一起能够相互成就。我记得在读库论坛里，有一个读者讲到一部电影《最后的列车》，大意是说一列运送犹太人去往集中营的死亡列车上发生的事情，列车里的人不停的挖车厢底部的地板，以求伺机逃走。终于在火车到达集中营之前最后一次停靠，地板上的洞口可以钻过小孩和瘦小的女人。女人带着一个女孩从洞里钻了出去，发现附近有游击队员在接应他们。游击队员说，我们每天在那里等，即使等不到也在等，总会有人逃出来的。

纸天堂

    柴  静：座谈会之前和六哥聊，他说我们今天还要聊一个主题：我们的时局和任务。先说时局吧。
    张立宪：在座的各位都是《读库》的老哥们了，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现状。在半个月前，一个出版界的老前辈和我坐在一起探讨人生。那会儿我刚过生日，他知道我刚到四十岁，看到我那种整天屁颠屁颠的样子，感到很不理解，也许我和他说话时那种偏执狂的样子吓坏了他。他说，你怎么这样呢？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你做这些事情图什么？我说很享受啊。他说，你在享受什么呢？我说我们刚刚实现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新的一期《读库》出来六天内，让我们的作者收到稿费，这个目标实现了，我很享受。我们这些年，没有被印厂和纸厂的人催着来要钱，在应该支付的帐期内主动把钱支付给他们，不管别人欠我多少钱，我不去欠别人的钱，我们不让那些顶风冒雪坐车来的业务员为难，这让我很享受。依靠我们可以拥抱在一起的群体，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打破这个行业很多落后的规则，并且在建立新的规则，这当然是一种享受。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图书业还是非常落后的代销制，就是我的书发到一个书店，这个书店能卖多少卖多少，爱卖多少卖多少，剩下的书退给我。我见到我们被退回来的《读库》，看到自己的孩子被蹂躏成那样，欲哭无泪。那些书的样子，在座的任何一位朋友都不会答应。那些卖掉的书款，他们爱什么时候给你就什么时候给你，我们做的事挣的钱，就是让那些人去占着。今年年初我看到库房里退回来的书被蹂躏成这样，我想即使不挣这份钱，也不要这样，所以我们不再向那些书店供货，我们自己来卖。最后有的书店还需要《读库》，那还能让他们卖。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和他们讲条件了：你们不要再退货了，并且你看，能不能德艺双馨的给我一点钱呢？他们就给了一点钱。
    所谓“弱国无外交”，我们靠我们自己强大起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来制定一个规则。那天到刘香成老师的办公室和他聊天，我说我们还有一个成就感，《读库》做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不考虑成本了。所谓考虑成本就是，有另外一种纸更便宜，就换那种更便宜的；稿费怎么这么高，能不能低点呢？我不考虑这些了。
    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一些大的出版商，他们都有一个诀窍，一本书的稿费、印刷、管理等所有的成本，要控制在书定价的百分之二十三以内，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抵得住损耗和不良销售商的拖欠回款。一本书的成本只有定价的百分之二十三的时候，含金量有多大？所幸的是，我们《读库》的印制成本就已经占到百分之二十三了，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骄傲。
    所谓的不计成本，并不是说越贵越好，就好比一个戴满金戒指的手并不是很好。合适就好，恰到好处。我们就是在为一个合适的书稿找一个合适的呈现方式，在寻找的过程中，可能是自己的经验不够，所受的教育不够，能力不够，暂时找不着或者找得不是很好，但至少是没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了。就像我们在做张火丁的这本书一样，现在整个的拍摄用了四年，包括我们自己组织拍摄，已经花掉了四五十万，确实对于其他任何一个行业听起来都像一个笑话，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有拍大片的感觉。包括这个书被大家一再的催来催去，为什么还不出？这是我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状态——成本没有上限，时间没有下限。对，就那么慢慢的搞吧。搞到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基本符合自己心目中的标准，就像我们做的笔记本，前后做了四版，尝试过若干种纸张和装订方式，开始逐渐接近“这就是我想要的”的感觉。
    柴  静：从去年到今年，《读库》有种东西感觉越来越强烈了，我也经常听你跟我提，这个选题如果有人去拍就好了，有人去写就好了。原来你拿到别人的成稿是一个模式，现在你做什么……
    张立宪：我和很多媒体人都聊过，我希望有一个“大专栏作家”的模式。现在小专栏的作者写那种千字文，很随意的一写就发表了，这种文章把作者毁了，把读者也毁了，大家尽量不要去看这些专栏。或者说一个记者是万金油，什么问题他都能冲上去，什么问题他临时补补课，甚至连课都不补，就能做。我遇到一个最让我痛苦的记者，聊到读书生活，我提到了《傅雷家书》，他问我说哪个“傅”哪个“雷”。我们需要确实懂行的人去做想做的事情，如果能够支付得起这个作者在执行选题时的费用和家用，就让他去做就好了。还是成本没有上限，时间没有下限。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强的力量去实现，但是已经在做一些尝试了。我觉得这也是《读库》一个可以憧憬的美好未来。很多别人缺少的东西，我们都有了，只有小小的一点不具备的条件，我们给它们弥补上来，马上就可以做了。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读库》这四年正好是顺应了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是什么呢？当初我感觉未来的世界，未来的中国，是每个人点几下鼠标，他想要的东西送到家门口，大街上跑的都是快递员。我当时想到的是这样一个未来的情景。按这种想象来做《读库》的推广和销售，所幸如此，我们现在才没有被传统的图书销售渠道拖垮。虽然我自己对地面书店，特别是那些小书店情有独钟，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现在已经变成大家点击鼠标的趋势了。但还有另外一个趋势，这是我们从感情上更不愿意承认的趋势。我前两天听钟芳玲说，她去一所大学里做讲座，她提到一本书，问这本书有多少同学在书店看过之后去当当和卓越下单买了？她是想说明有多少人是在网络书店而非地面书店买书看的。她希望有很多人举手，但是只有五个人举手。她发现这些人既不去书店买也不去网上买，全部都是网络下载了。这种电子化也是一种趋势。
    当我们还在为网络书店的低价策略愤愤不平的时候——像德国就有法律规定，网络书店不许打折销售，已经有更大的侵略者占据了更广阔的领土。图书业的江山已经悄悄易主。
    在我的想象中，中国一年出三十万种书，会有大部分以后不会再用纸质书的方式出版，或者即使出版了也没有人再买，传统的读书人家里坐拥书城，有一面墙都是书架摆满书，那种状态可能慢慢的也会改变，一个人可能拿着电子书就能够饱读诗书。这种情景对我自己来说非常有危机感，我特别希望《读库》里的文字，还配被印在纸上，而不是让大家觉得网上看看就足够了。这是我们必须和自己赛跑，必须跑得过这种趋势的压力。
    我们也不能回避这种趋势，我们现在也在做一种电子化的小小的试验，希望某次向大家汇报的时候，能够是个小小的惊喜。
    柴  静：刚才说到“大专栏作者”的概念，除了成本和时间没有限制之外，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现在能够找到的合适的人很少？
    张立宪：我觉得人不少，所谓“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我看到太多这样的年轻人和我这样的中年人，他们感觉到日常生活的贫乏和可疑，他们愿意改变这一切。一个人老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风花雪月或者为了生计奔波，为了很高的房价把一辈子卖进去，可能也不是一个办法。可能要走出去，踏遍青山，当你回来的时候，会发现你没有损失什么，可能变成一块石头，更加的坚硬，或是一头野兽，更加的剽悍。我想可能是件好事吧。人不缺，大家的意识不缺，回头来说，缺的就是训练。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只要有热情就能够把一个事情做好，非常严格的职业训练可能会比他满腔的热情更重要。柴姑娘的博客里经常会有很多的留言探讨业务问题，包括她在采访中，有朋友建议不要两个问题一次都问出来，而是把第一个问出来，对方回答之后，你再用第二个问题追进。这种探讨说到底就是一种技术，就是一种训练。慢慢来吧，我觉得“大专栏作者”的梦想总会实现的。
    柴  静：我觉得在座的很多人是读者，其实也会成为“大专栏作者”，如果我们想这么做，现在需要准备什么？
    张立宪：视野。如果一个人没有读过《傅雷家书》，就说自己要写一本好的书，可能写不出来。视野是很重要的，你要有很大的视野，要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你没有看到，你整天闭门造车，觉得自己的灵感和才华很了不起这是不对的。然后还要有一个标准，能够无视时间的存在，无视国别的存在，放在哪里，放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标准。然后就疯狂的虐待自己，让自己严格的遵守这个纪律，来执行它。

问答汇

    柴  静：今天是大家的聚会，很多人有话要说。今天也来了很多亲友团的成员，先请刘香成老师简单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吧。很多人事后看你拍下来照片的时候，会感觉到时代流淌的气息，但是你之前一张一张拍出来的时候，是有布局谋篇，还是偶然的结果？
    刘香成：其实，你刚才说的两种因素都存在。如果去一个地方，带着一个相机，跑到国外去，我们很难说出那些国家的朋友来到中国所拍出的片，和我们去他们那里拍出来的有什么区别。因为人们对影像基本的好奇和猎奇是存在的，有时候你问他为什么要按这个快门？他也找不到很好的理由，他总是觉得……我印象很深的是，六七十年代大家从各地来到天安门，在天安门拍一张相片，那个拍照的人还会把你的照片按照你的地址寄给远方的你。这体现了照片的功能，它把你和自己去过的地方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个人的留念。我对用相机拍一个东西作为个人的留念，没有兴趣。
    我去的很多地方，深深感觉到刚才老六说的大专栏作家的这种挑战。你去到一个地方，你感受到当地的文化门槛，它的语言的挑战，对于非语言、非文字的身体语言的阅读，都提出很高的挑战。当时我回到中国来，可以说是抱着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就是很小的时候在大陆上小学，很早就发现某种制度把同班同学分成很多等，谁是工农兵，谁不是。把我们都分成好几等，随着时间的过去，到了国外，看到很多很多有关中国的报道，我又觉得他们对中国的观察里缺乏任何感情的投资，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一种猎奇的心态，他们有一种很想把事情搞明白的知识分子的状态。所以，当我在国外看到这些图片、文字，我觉得那不是我所认识的中国的时候，又给了我一种情绪。等到我大学毕业以后，有机会进入《生活》杂志，看到这些专业记者的报道，自己这种对语言的解读，这种技术方面的研讨，又产生了一种职业性的认识。当你再到欧洲，跑到各个地方去，发现葡萄牙的共产党竞选的时候，葡萄牙的农民是怎么竞选的，你观察他们竞选的办法，是在郊区野餐，在野餐里拉票的时候，这个又不一样。等到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是一系列不同的启发也好，好奇也好，或者说一种内心的紧迫感，需要把自己的思想整理一番。我整理的办法是通过图片，图片是整理我自己思想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去看中国的时候，有时候看到在我眼前的画面，我能不能阅读它。有时候是故意去找一个地方，找一个画面，很难说你刚才回答的这两个问题里，是这个还是那个，我觉得两者都有。
    张立宪：引用纪伯伦的诗：灵感只是歌唱，灵感从不解释。让刘老师说清他的灵感，不如去看他的片子。
    这是看网上视频直播的朋友提的问题，问柴静的，你的书什么时候出，写些什么？个人传记吗？
    柴  静：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写，总觉得那是几十年之后的事。直到今年工作上有一个变化，我要离开《新闻调查》了，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的闺蜜老范出了一本书，和《读库》长得一模一样，我产生了嫉妒之情，我也要写。我五十岁的时候要写一本六哥的传记，刘老师的传记，以研究者的身份去写。但是梦醒了，这个东西被打破了，这不是我，那应该是张宏杰写的书，他是最专业的人物和历史的研究者，我不是。大家觉得我的文字还过得去，那是因为大家对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要求太低。明白这个之后，我明白了我是谁。我没有办法去写中国的历史，我没有吴晓波和许知远的野心去写中国历史的编年史，那也不是我。我要做什么？我想起陈虻生前说的，你只要服务，而不要表达。我可以写这几年，可以写自己，我要真实的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服务于读者。在技术上怎么去实现，每个个人如果能尽最大的诚意把历史呈现出来，放在这儿，可能会对大家有一些启发。
    我来念大家给六哥的问题，《读库》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立宪：我成就了《读库》，《读库》也成就了我。
    柴  静：《读库》发行量大吗？对于资金问题，会不会成为读库发展的一个阻碍？
    张立宪：发行量不大，有人问我一年挣多少钱？我惭愧的说，一年挣不到一个亿。其实挣十万也是不到一个亿，一百万也是。发行量大小和做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发行量小，挣钱少，就成为不做某些事的理由，这是不对的。包括很多记者和同行跟我聊，他们想从这个媒体跳槽到另外一个媒体，只要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基本不是因为薪水问题跳槽，一个月挣四千和一万四，反正都买不起房子。
    柴  静：《读库》在团队合作上如何体现以及实现呢？《读库》有团队吗？
    张立宪：《读库》有一个分散型、游离状态的团队，靠我像个交际花一样的去串门、拜访和吃饭。我很喜欢去出版社编辑部串门，就像一个厨师进入别的饭馆的后厨一样，很好玩。我们还有一个《读库》小分队，去年有两个小朋友加入，今年又加入一个，加上我，我们有四个人了。
    至于体现和实现，我发现我还有商业天才，我的一些思路和通用是不谋而合的。萨苏在日本的通用公司工作。他有一次回国，我们一起吃饭。他说，GE强调信任，从来不会问员工，为什么你报销的这张出租车票花了三十块，二十块就够了。一问出来就丧失了信任。它不用一个员工填出租票，去审查。我们这个小团队之间的信任，就不用多说了，说说和快递公司的信任吧。我们去年用快递公司，每个月给他们带来的营业量很大，特别是新的一期《读库》出来的时候，集中发货，就更大。从去年到今年，都是月底他给我一个数，我按数把快递费汇过去。今年十月份，又报了一个数，四万多元，我想，一年多了，总得抽查一下吧。我们的小六和他们的小六就坐在一起，核查了一下，基本没问题。这就是信任。
    我们和读者的信任，到什么程度呢？今年三月份我们的小分队正式成立了，说以后咱们财务上应该核对一下，我才发现我们一共开通了六家银行卡，其中有三个，我们根本没有开通网银，也没有查询功能。有读者说汇了多少钱，你查一下。我就答复说，收到了，请放心。其实没有查。我们当时前溯一个月，查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坦然不疑，事实上可以降低成本，也就能够实现你的理想。
    柴  静：每期《读库》怎么甄选优秀文章？
    张立宪：我尽量把自己分裂开，读一篇文章的时候，既从一个编辑的角度读它，也从一个普通的读者角度来读它，内心有几条线来运作，也许能够选出好文章来。
    柴  静：你对像你这样有些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张立宪：《读库》提倡无定语写作，像这个问题中的“的”字用得太多了。我希望是理想的现实主义。
    柴  静：您和严老关系很好，怎么评价她的新书《赴宴者》？
    张立宪：抱歉，我以为说的是《寄居者》。《寄居者》写得不够好，严老也这么说。但《赴宴者》非常值得期待。
    柴  静：在物流方面怎么做的？
    张立宪：我们这个拥抱在一起的群体，最大的好处是有耐心。物流做得不好的时候，大家有耐心等，收到书有破损的时候，大家有耐心让我们重寄一本。这个物流公司不好的时候，公司的网站不好的时候，大家有耐心等它完善。据我所知，中国所有物流公司都做得不够好，都有不好的快递员让大家不愉快，耐心显得更加重要。
    柴  静：《读库》四年了，和你最初的想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距？
    张立宪：最大的不同是它给了我惊喜，把我带到自己愿意来的地方。
    柴  静：“大专栏作者”会不会像《国家地理》那样做？
    张立宪：美国的《国家地理》有些数字可能都夸张了，当年拍三峡，《国家地理》派了两个摄影师在那里工作了十七年还是二十三年，我想可能刘老师都做不到，可能这十七年还是二十三年期间，他们是每年去一段时间吧。我是老六，我们宿舍的老大当年做《国家地理》中文版的引进工作，他去美国考察。《国家地理》的人指着他们的老办公楼，非常傲慢而且漫不经心的说，这个楼里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我们编了上千期杂志，非常遗憾的是，居然发生了六处错误。那是非常古怪的口气，觉得有六处错误还很遗憾。他们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幅苏联照片的说明文，有一个苏联读者给他们写信，说你们的图片说明是不对的，某一个人的身份不对。《国家地理》就请专家来核查这个事情，给读者写了一封类似学术论文的回信，说这个是对的，你的材料是什么，我们的材料是什么，我们经过什么样的核查，认为我们是对的。这些故事听起来，让人觉得这个行业还是很有盼头，很刺激的。我希望我们以后也能用这种漫不经心的又遗憾又傲慢的感觉说话。
    刚才的问题是场外的朋友问的，下面让王搏老师说两句。
    王搏：谢谢，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我先从《读库》说起。
    我不是一个文化人，也不是一个读书人，我是用别人的图片来说话，用我的脚步在走路。《读库》让我想起自己读书的历史，我也没有看过让自己看了放不下忘不了的书，除了《红楼梦》这一本。我活的时间不长，现在的书我看了都忘了，甚至根本不想看书，我不爱看书，那些书架上的书和我关系那么远。
    刚才说到一年中国有三十多万各种各样的书出版，我真不知道。我想说的是《读库》我看了以后，觉得是用非常独到的眼光，民间的角度在写中国人不为人知的东西甚至是历史，从这里看到一些自己确实不知道的人和事，觉得自己明白过来了。
    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在这里解释摄影，所以说得简单一些。我曾经在二十年前看到一群西部贫困的孩子，就是这些孩子第一次让我感动了。我觉得我一个人要改变一个孩子很容易，但是怎么样让这些孩子得到大家的帮助，这些感动就变成了当时的行动，很自然的。从痛苦贫困的孩子身上得到一些东西，只有走万里路上大学才能学到这样一些东西，让这件事变成你的责任，让你更加感觉到自己的使命在哪里，就是帮助别人。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在这件事情上是特别孤独的人，你需要这些事、这些孩子和捐钱的人帮助你走到今天，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谢谢。
    张立宪：王搏老师把《读库》和其他的三十万种书对立起来了，其实《读库》只是三十万种书中的一本，有很多比《读库》做得更好的。刚才他说的很重要，阅读真的不重要，阅读比不上阅历，走出去、干起来是最重要的。
    刘香成老师也去过西部，看过从某个城市一直到西北的一天一夜的路途上基本看不到一棵树。王搏做的东西，通过《读库》这个窗口大家感受到了。像他，还有像寇延丁，他们内心有一种……在中国做慈善的人，有生怕被人怀疑的很理亏的感觉。王搏做一本书，书还没出来呢，就说稿费我要捐出来。我说为什么？你的稿费就应该你得啊。我们对做慈善的人的苛刻也好，不信任也好，某些不愿意闭嘴的人在说他们的话，让做慈善的人不是在享受，而是战战兢兢，这让我非常的不爽，希望他们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变，也希望王搏老师理直气壮的拿到他越来越多的稿费。
    柴  静：接下来给在场的大家提问的机会。
    现场读者：希望老六抓住青春的尾巴，多抓几年。我先说感谢老六和他四个人的团队，即使出自真诚，我也希望这是客套，这是一个礼节。2009年的《读库》我确实没订，因为从当当上可以买到八折，我买书是从一个收藏的角度，我希望2006、2007年买的时候，是升值和保值的作用，尤其是老六签名之后。下面说一个技术上的东西，三十元的定价是比较傻的一个价格，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三十元和三十九、五十九、十九、九元差不多，我是刚入门来藏书，刚看到藏书是什么意思。书只是一个载体，三十元的价格对我来说太便宜了。三十元和五十九是一个样子，这是完全从技术上来说的，比如说你定个二十八、三十九元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去搞一些东西。今天我特意看了一下《读库0601》，特别漂亮，但是容易卷，我都没有看，我是舍不得看的。大家都是看书的人，我单买一本会看的，书的页面能不能换成硬一点的纸张，显得稍微古朴一点的东西。
    《读库》单本放着确实特别雅致，但是如果一年七本放到一个书架上，我觉得比较一般。像北京十月出的张爱玲全集，每本看都是很俗的，封面是中国古代被单印花的那种，但是七本连续放就很雅。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张立宪：这几个问题基本上都不用回答。确实，图书都喜欢定成二十九块八、三十九块八，我这个人是属于不由分说的人，我希望我们的定价，包括我们做一些东西，一起来做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不由分说”的感觉。这个可能是每一本图书的生产者自己的个性在里面。用纸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确实有问题，前几年的问题更多。整个行业的技术规范达不到。《读库》封面的用纸，我们跟纸厂说，用这种纸，标号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一批纸和下一批的色差非常大，书放在一起显得差别很大。我们兜里有钱之后把一年的纸都囤齐了，起码保证这一年的纸都是一样的。这里有很多非常无奈的东西。
    很多人很多行业做事情，都把事情做得不那么地道，确实消耗了大量的成本，最后也导致我们的产品出来这差一分那儿差一分这儿，最后勉强及格。慢慢来吧。
    现场读者：我想问一下，《读库》招不招实习生？我是帮别人问的。第二个事情，六哥刚才说，想让时间无限期的延长，质量做得无限好的专栏的作品，是不是可以找一个人品好同时又钱的企业合作，合作或者文化的公益项目都可以，每期可以有一篇，一年有那么几篇来做这么一个事情。
    张立宪：我们现在没有办公地点，所以招不了实习生，希望以后有了办公室之后，有一些人来串门，来我们的后厨看看。第二个问题，我前几天和刘老师也聊，从根本上来说，图书这个行业里，钱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一本书从印制到发行，几万元也就够了，虽然我不是很有钱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钱有多么压迫我。假如我们去找这种专栏作者，他不可能为《读库》做一个选题，就够买房买车了，只是这些年的生活成本能够满足他。现在只能做成这样。那些钱多人傻的企业，我并不太看好。我那天和刘老师说一句话，做媒体的人太拿钱当回事了，所以就老受钱欺负。让那些不读书的、奇傻无比的人说了算，弄得无比郁闷。
    现场读者：我觉得您可以主导局面了。
    张立宪：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那些钱多人傻的人欺负了再说。说说对待钱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钱总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其实，比如说几块钱的事，生活中不会为这几块钱在乎。但是真的买起东西来，对钱的紧张感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很差，情感质量也很差。大家内心能够消除这种钱的紧张感，不再把钱那么当回事，会好一些。
    柴  静：我加一句话，我理解这个姑娘的意思，比方说拿崔永元现在做的事来讲，《口述历史》、《电影传奇》和《读库》的味道是一样的，原来是在央视一套，后来到一个不怎么好的频段。第一你不是很赚钱，也不是很吸引人的眼球，变成边缘化了，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张立宪：我觉得小崔做的事情和他的生存环境有关，在那样一个生存环境里被边缘化了。假如小崔做的事情放在我们的环境里，就显得无比的主流。
    现场读者：你刚才提到的“大专栏作者”，我自己猜想，您这个词的后面应该是有一些您想做的选题，您能不能把您想做的一些选题在博客上列出来，也许会有一些现在的读者会成为潜在的作者，还是会有一些人想要不遗余力的做一些事情，大家共同来追述一段历史，这也是相互成全，大家做一些事。
    张立宪：我现在没有这么做，有两个考虑。第一是我们现在的论坛和网络的平台还不是很发达，没有细分到大家能够非常有效的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把一个选题公布出来，经常会有一些打扰。第二，我就是很闷骚的性格，喜欢把一个事情做好之后拿出来。我非常后悔的就是张火丁这个书去年嚷嚷得太早了，导致现在变成一个大家都在监控的事情，不那么好玩了。其实还是和我们读库网的交流平台有关系，我希望有更多的秘密版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像现在只是来解决一些低层面问题的论坛。我觉得只要还有上升的空间，未来就是可以期待的。
    现场读者：我看了2009年的《读库》，有一个模式化的印象。比如说每期《读库》里的文章都会有一个写诗的人，比如说写海子或者是谁，还有一个乐队，和解放后改革前的文章。我感觉每期都是这样的，现在您编《读库》是不是也有模式化？
    张立宪：因为美国抗议歌手本身就是一个系列，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两篇这种连载性的东西。至于说海子、顾城和西川，我只能这么理解，可能和这些文字没有更多的出口有关系。我会尽量避免每一期的作者甚至作者的顺序是一样的，每一期的味道是一样的。但事实上确实有一些文章，就像爱情一样，她只有嫁给《读库》才放心，或者只有《读库》才能娶她，就变得没办法了。有这个问题，我也想不到解决的办法，现在稿件积压很是问题，我们是双月出版，很多稿子都积压了很长时间，慢慢来吧。
    网络提问：怎么看《读库》读者这个群体？你觉得是观念上的一群人，还是有边界的一群实实在在的人？
    张立宪：详见去年《读库》三周年的座谈，那时候说得很清楚了，看《读库》的人。
    柴  静：六哥就是这么分的，开宝马的人，看《读库》的人。
    网络提问：推荐几本书给大家？
    张立宪：这对我来说更痛苦了。《读库》做到现在，大家对《读库》还有一点信任的话，信任什么呢？信任我们对现在海量信息、纷杂世界做的某些筛选和某些推荐，大家还信任我们这种小小的推荐，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就变得更加谨慎更加战战兢兢。我这一两年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黑着脸拒绝掉很多朋友要求我做的推荐。这个时候推荐图书可能就更不好说了，让我现在一口气说出八本书来很难。在我们的博客里、论坛里，会有一些推荐，那些推荐我自以为是我发自内心的推荐，大家可以去那里看看。我只想说我们不想滥用大家给我们的信任。
    有问题问志愿者和捐助的问题，具体到实施环节是有很多细节构成的，今天的时间和场合都不允许，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慢慢来看吧。最近寇老师针对灾区伤残儿童的计划有了很大的进展，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捐助是有门槛的，不是你有钱有热情就够了。那个门槛可能是到了你需要别人调选的程度，希望大家容忍这种规则的存在。
    现场读者：六哥你好，我今天是特意从另外一个城市专程飞过来参加这次活动的，从青岛过来的。看六哥的博客，两三个月前说过以后会陆续在全国各个城市搞一些活动，这个计划有没有比较具体的实施方案？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我估计还有像我这样为了参加一次活动千里迢迢跑过来的，希望有机会到我们的城市去。
    张立宪：非常抱歉，今年从我个人来说，个人的观念上有一些变化，希望自己的生活更丰富一些。以前我觉得一个人躺在自己的床上横着看书、竖着看书是最好的状态，今年想走走，见一些人。但是实现起来还很难，包括自己的时间，我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报销差旅费。而且我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到一个地方先把自己喝得乱七八糟的，失去记忆。
    现场读者：这个没有问题，差旅费我们报销，场地也有，陪你喝酒的人也有。
    张立宪：对啊，这就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了，会有的，肯定会很好的。
    现场读者：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比较长，我不知道现在《读库》推广的范围到哪一级的城市，青岛是一个二级城市，我的老家是更小的一个城市。今年我的一个老乡到青岛来找我，我推荐《读库》给他，他非常高兴。他本身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但是在小城市，没有机会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本书的存在。我感觉越是这种小城市，才是更需要《读库》的地方。北京是文化中心，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生活，奥运会也在这里开，还有很多的音乐会，选择有很多。但是这些东西在小城市实现是很遥远的事情。但如果是一种好书，相对他们在价格上和获得的途径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能够加强推广呢？
    张立宪：网络其实已经没有地域上的阻碍了，我们很多读者都是来自县级市和很多的村镇，我们处理这些定单也很头疼，因为要邮寄很长时间或者需要发EMS，但是我们更乐于和这些地方的朋友建立这种关系。并且，从我个人来说，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什么样的人，至少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我称之为“县城情结”的东西，很多人都是从一个小县城、一个小村子里成长起来的，会和大城市里成长起来的人不一样。现在这种县城越来越少了，你去一个发达地区的县城也会看到麦当劳、商品楼。这种“县城情结”是很能够成就一些人的，它的生活也是很丰富的生活，只能说到这里。现在很多地方都通了宽带，希望我们的《读库》能够让大家一搜就能搜到，一下单就能买到。
    现场读者：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看到这么多《读库》的“粉丝”，这个词稍微有点俗，但可以表达我的心态。可以看到和我一样喜欢《读库》、热爱《读库》的人，很高兴。由此有一个小的建议，老六在博客上有很多活动的预告，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及时看到，如果事后有相关的文字和视频再好不过了，希望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能够预先通过短信或者邮件告知。
    张立宪：关于讲座，我们希望频率不那么高，希望每个讲座的主讲人都是认真准备，我们是认真记录和认真整理的。大家看到这个人肉屏风，我们从去年到现在所有的讲座都由他做速记，这些内容会登在《读库1000》里。我也希望我们的速记员，我们的摄影师，我们的最佳女配角，一百年不动摇，大家一起熬到老之将至。
    发短信不好解决，对于中国移动来说，你老发短信，它会认为你……大家毕竟有一个发布平台了，去看看。好多时候就是一个缘分，赶上刘老师的讲座就赶上了，没有见到他的本尊，就看看现场文字记录。
    现场读者：明年就是《读库》五周年了，我不知道明年你预期每期的发行量大概有多少？刚才提到稿件积压的问题，你有没有做成月刊的打算？我不知道我对《读库》的理解对不对，是一种书和杂志结合体MOOK，是国内做得比较早的。你怎么看待目前中国这种出版的现象，包括像《温故》和《单向街》，你们是什么关系？是竞争关系吗？
    张立宪：对明年还没有什么预期，现在还是低头拉车的阶段，抬头看路还很少。《读库》有很多的重复，质量上的重复和质感上的重复，我们希望文字上能提升一个层次，这些问题都是明年的任务。毕竟我们做了五年了，有些事情可以行有余力的来做了，明年让大家觉得还行，就像五年做的东西。人生不应该是干巴巴的做事，还可以做得更好玩一点，明年要做得更好玩一点。
    你说的问题，其实不存在竞争，穷哥们之间都是穷人，都在惨淡经营，相比动不动就是几个亿预算的腾讯网，我们太惨了。我们之间谁还想讽刺谁几句，把谁看得不屑一顾？不是这个行业的风格。
    说到这里我多说两句做编辑的快乐。我经常去一个出版机构串门，他们拿一大堆应聘简历，发现不了理想的人选。人都哪儿去了？可能都到国贸的写字楼里当律师或者去银行做更挣钱的人了，原来中文系和新闻系可能还吸引一些省状元报考，现在都去商学院、法学院了。我自己在这些行业里经常特别绝望，绝望地想，老子不干了，为什么这么苦哈哈的，腾讯网他们世界杯就花一个亿，我还在做几分钱、几厘钱的事。但是不干了干什么呢？我还没有万能到自己做什么都能成的程度。
    这个行业有这个行业本身小小的光芒，比如说我去打电话，哪怕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出版社的编辑，我说清楚要得到他什么样的帮助，一般都能得到很妥贴的回应，他和我承诺的事情都能够很好的实现，包括心里的踏实感。人与人之间的“君子之风”，这个行业大多数都不涉及到钱，这种感觉非常美好。优秀的人种，如果有兴趣，我还是希望有一些人转到这个行业里，虽然它让你挣不到一个亿，但还是很好的。并且我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越老越值钱的行业。来吧！
    现场读者：老六，我是刚入行的编辑，今年本科毕业，进了一个文化公司做编辑。和我之前的想象非常不一样，我只做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觉得有一点疲乏的感觉。我自己觉得有点可耻，因为我才干这么点时间。我们公司是市场化的竞争，做的人可能有一些文化的追求，但却不能去实现，必须要适应这种市场化的竞争，你得去把标题、文案做得花里胡哨吸引人的眼球。另外，编辑的工作是特别琐碎的对着电脑日复一日，感觉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灵感或者是才华好像都在慢慢的被消耗。虽然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还有一种理想，我们也想像三联的前辈和三联现在的记者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摸索的过程会感觉特别的困难，觉得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使力，想听听你的意见，如何积累？编辑的工作怎么做好？谢谢。
    张立宪：弱国无外交，如果你不够强大的话，你可能迫于生活的压力，或者迫于职业上、职场上的等级观念，不得不服从他们。但是自己内心应该分清楚，首先培养自己比较高级的审美观念，这个很重要。从小所受的审美教育，包括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慢慢在他心目中形成的审美观念，这很重要。当然，如果你认为自己很高级了，但实际上不是。我觉得培养审美是很重要的，有了审美之后，再去寻找和你审美意识上有最大共识的人共事。当然另外一家给你的薪水比较高，你要满足房贷，不得不这么做，你把这些事赶快打发掉就完了，剩下的时间去做自己真正要做的事，去和自己认为能达成共识的人去打交道。
    老对着电脑不是办法。我在出版社的时候，希望编辑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时间做案头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去书店看别人的书是怎么编的，这个世界上这个时间里出了什么书，另外的三分之一是当交际花，交朋友，结识作者，去别的出版社的后厨看看。但是老总把我的这个想法否定了，他说本来这些人就不愿意上班，还让他们天天往外跑。我想一个人喜欢这一行，做梦都会想到书，如果不喜欢，上班也是打游戏，聊QQ。
    怎么让自己有点阶段性的成果，哪怕只是天天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读了一点书，或者打开了自己心灵某扇窗的文字，就像我读到李安老师的某段话一样。还是自己的心境和气魄要大一些，不要老是很苦恼的样子。冰心他们家是望族，她小时候就会背一幅对联，“海阔天高气象，风光霁月襟怀”，你可以想见，一个人内心高远一些是好的，不能说“怨天尤人胸怀”吧。
    现场读者：老六你好，我是你的一名普通读者，我想代表我自己向你表示敬意，能够把一本书做得这么地道，我可以想像这本书之后你付出的努力，无论是内容上的精心编辑还是形式上的讲究，都给我的阅读体验带来非常好的快感，非常感谢你。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想问老六，另外一个想问刘香成老师。问老六的问题是，您刚才提到那些作者，你们不希望他们在写作中有自我审查，有政治上的边界或者社会伦理道德上的边界，我想请问，你在编书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自我审查的过程，如果有的话，您是怎么博弈或者有意无意的避开它并且查阅它？我想问刘香成老师的是，我对您在《读库0905》的文章中引用了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的一句话记忆非常深刻，中国有很多的爱国者，他们为祖国的一些事情表示惭愧，他们不愿意把麻烦公之于众。林语堂说，中国不需要这样的爱国者，中国比这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不介意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众。刘老师，您的脚步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您有没有从镜头下感受到这种伟大，如果是的话，请用细节来概括，具体有哪些特征？
    刘香成：当这本书在1983年出版的时候，在企鹅版里我写过一个很短的序。我问一个社科院的朋友，从1949年到1983年，你把中国人做过的所有的政治运动好好的归纳一下，看看有多少。他的答案是，建国后中国人在二十五年里经历过二十三场政治运动，几乎每一年搞一次运动。我自己在序里说，因为我的观众可能是西方的读者，如果有人要问我什么是中国人的话，我的回答是，中国人可以在二十五年当中熬过二十三场政治运动，几乎每一年都有一个运动。其实我更深的意义是，比如我看到高考恢复的时候，那些女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读书，那张图片我趴在地上用二十多秒的时间曝光，她们在二十多秒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现我在照相，只是很认真的看书，如果这期间她们动的话，那张照片就是虚的。
    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新闻工作者，你去寻找一个答案，会通过生活上很多很多的小的细节。当提到林语堂先生的表述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共鸣，因为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之后，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什么地方应该觉得很惭愧或者有过多的去弥补，因为我们生活的特别的环境本身就注释着中国人特别努力的做事情，我在文章中这么说话也就是这个意思。
    张立宪：刚才已经说了，一个编辑也好，一个作者也好，内心的自我设限，归根到底还是和自己的认知，包括和写作习惯、思维习惯做斗争的结果。我们不要盖棺定论，不要用一个词甚至一百个词来概括一个人，就像现在钱学森先生去世之后，有人拿他做的好事把他说成一个好人，也有人拿他做的坏事把他说成一个坏人。你看冯友兰先生的书，冯友兰先生在文革时说的话比钱学森先生过分多了。但是他在文革后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说了一句很有勇气的事，我宁可这个书不出，也不会再说一句假话，宁肯束之高阁、藏之名山。结果到什么程度呢？《中国哲学史新编》前六卷于1982年-1989年间由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精装版，但第七卷就再也没有出版过，一部号称七卷的著作，只出到六卷就搁在那儿；冯友兰的《三松堂全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有十四卷，其中第十卷拟收《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六、七卷，也因为这第七卷的问题，第十卷未能出版，一部号称十四卷的全集，却只有一到九、十一到十四卷。
    这个气节不是一个人永远都会有的，也不是一个人在任何状态下都会有的。他也许在年轻的时候，为稻粮谋时，不会有，在可能会断送到身家性命的高压时代，不会有。但是在政治生活清明的时候，他比别人做得好一些，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很好的。我们坚持这种判断就很好的。不用说政治敏感话题，《读库》收到最多的一类文章就是写父亲的，或是我们的父辈回忆他们的成长，写他们的长辈的。我最痛苦的是，大家写的每个人都像天使，但事实上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糟糕的事情，这个东西就解释不清。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写作稍微往回拉一下，也许就会有大量好的文字产生，更值得变成纸。
    现场读者：我是一个新疆人，我想问老六一个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疆现在没有网络也没有短信，《读库》有新疆的读者吗？如果有的话，他们现在靠什么和你们联络？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体贴的服务。
    张立宪：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接到过新疆读者的投诉，也许他们投诉无门。我们新疆的读者特别多，在乌鲁木齐读者的数量大概会比内地很多省份的读者数量要多。我只能做到他们没有收到的书，我们在这里先放着，一定等着他们来要的那一天，我们会无条件的不停的为他们重寄重寄，直到他们收到为止。
    现场读者：六哥你好，记得有一次愚人节，王小峰在博客里调侃说，你和六嫂要去一个叫六安的城市定居，过闲云野鹤的生活。我就相信了，那时候对《读库》的了解不深。六哥您提到一种县城情结，我感触很深，我就是小地方出来的。我对那种关于县城，还不跟贾樟柯的《小武》一样，看到县城的字眼就会有一种很深的亲切感，但是现在在北京，感觉北京大到让我有点透不过气来，那种交通、喧嚣。看过青山绿水，我可以做比较，每天挣扎在一种逃离这里和继续耗在这里之间。六哥是不是也是有这种心态的人呢？我感觉既然您的朋友会用那样的一种方式调侃你，你的心中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六安”的城市？
    张立宪：我的几个好朋友，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见到我都鬼鬼祟祟的，我问为什么呢？他们也不说。但是当我一个行为有结果之后，他们才说出来。我成为了他们的一个赌注。在做《读库》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是失业的状态，总在想能不能给自己制定一个中小城镇居住计划，到一个地方，一个中小城市，在那里生活几个月的时间，生活成本应该也不高，租当地的民居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当时想了很多的地方，包括四川泸州、湖北咸宁等等。后来《读库》的降临打破了这个计划。这些朋友，有一部分认为以我这种贱嗖嗖的性格是不可能在那样的地方居住的，另一些人觉得我可能真的要去。他们赌了好几千元，最后相信我能去的那些家伙输了，我们就去一个豪华的地方吃了一顿。
    有的人喜欢山水，而我到一个地方不喜欢看风景，就喜欢看人，只要和这些人吃吃喝喝就可以了，只是如果有时间，就愿意去博物馆看看。如果各位有兴趣，不妨去北京各个博物馆看看，真的能够感觉到时间的力度，非常了不起。出来之后，基本上就不再怀疑人生了。《读库》把我的生活改变了。但是刚才青岛的朋友也说了，《读库》还是能把我解放出来一点，能够去一些我心中的“六安”，再去搞搞。
    现场读者：谢谢，我是来自肖逢写的《私人编年史》里的那个城市江油，您编的《读库》，选的稿件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或者通过技术的方式来使它符合？如果遇到不符合的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是经典书，大家知道它是经典，但是都不去读它。您怎么看待这种经典的尴尬？
    张立宪：《读库》的编辑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很微妙。《读库》编了四年之后，每一期的稿件都是四年前我想都不敢想的。去年咱们就聊过，它出来之后，有它的主体性，有时候你听它的，有时候它听你的。
    现在大家已经基本丧失了阅读经典的能力。我去香港的时候听他们说，香港人除了政治类图书以外，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几乎没有人读了，香港的居民已经完成不了《战争与和平》、《罪与罚》这种书的阅读了。但是今年《大江大海》在香港卖了三万，在台湾卖了十五万，香港出版业的人都认为太不可思议了。所幸，当我还能读书的时候，生在一个没有那么多诱惑的年代，没有网络，没有QQ，也没有手机短信，那个贫乏的年代，反倒干了很多力气活，把一些该读的书读了。我现在在网上看到一些小朋友，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我经常在心中暗叹一口气，如果稍微多读一两本书，就不至于这样。
    柴  静：六哥你上次说有推荐的好书可以重印，好像有这个计划，怎么回事？
    张立宪：我们大的阅读环境解决不了，但是十三亿人中，总会有一些人非常古怪，想读一些印在纸上的书。这个时代发展得太快，我们看十年前十五年前的一本书，出版形态不是很理想，设计和装帧都不太理想，并且已经绝版了。如果《读库》的群体能够发展得稍微大一点，我们能够有一个会员制什么的，然后把当年的一本书，已经绝版的好书，我们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标准做一下，就做两三千本，让这个团体的人消化掉，是非常好玩的事，一年编两三本，就好像当年的老情人回到你身边一样，并且更加的有魅力，还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群体还没有那么大，没有大到我们能够一下不由分说做个四五千本的程度，再等等。但确实有时候自己翻着家里若干年前的藏书，我一旦展开这种憧憬，半夜也能笑出声来。
    现场读者：六哥您好，知道您是《读库》的编辑，文章什么的都是您选、编和出的，读者越来越多，您觉得我们是臭味相投，还是您跟着读者走？您每天看的文章特别多，可挑选的是一部分，但是有没有有的文章您觉得很好，但是只能做“知己”，这种文章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
    张立宪：我想还是一个相互成就的关系，一个人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他因为邂逅了一本书，对他自己的性格、心灵产生一种小小的波动，对我来说也是这样。这里没有一个单向的线状的输出和输入，它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互动关系。我自己感觉到的变化是什么？是这四年来，因为八零后、九零后年轻的人越来越多的加入这个群体，对我的编辑有很大的影响。中华书局的一个哥们前两天给我他编的书，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一本通俗读物。这本书他最得意的是，作为编辑加了一句话，大意是，中国人关心权力落在谁的手中，胜过关心权力如何行使。这句话加得确实很了不起。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刘香成老师那一代的中国人，永远津津乐道的是权力落在谁的手中。我和老朋友一吃饭，就经常聊谁当政治局常委，谁进不了政治局，有什么动作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局限，现在八零后、九零后至少没有这样的负担。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方面已经不由自主的不再让那一类的文章进入到《读库》里来。
    还有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写的文章，我们姑且不论其阅读快感有多大，只是很多人非常小的伎俩，我这里有大量的一看名字如雷贯耳，但是文章写出来却是充满了算计，全是别人亏欠他的，我希望更年轻的读者来带动我这种老男人，去做这种没有负担的阅读。
    网络提问：伴随《读库》，今年出了T恤，您还会出更多类似的产品吗？
    张立宪：这是一个偶然的产品，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有恋物癖，图好玩，要把这个做一下。我那天和钟芳玲吃饭，她写的书叫《书天堂》，我们要做纸天堂，现在正在做，希望明年会有越来越多的，更好玩的，做得地道的纸制品出来，构成我们心目中那个叫做“六安”的地方。
    现场读者：我问一下张老师，我不称您老六，我觉得您的书给我们的教育很大，我称您为张老师。《读库》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它对读者来说，一开始给我们的风格比较新颖，写小插曲，那么细致、详细。但是四年过去了，慢慢的读者群会觉得有点审美疲劳的感觉。我想问您，2010年，《读库》会有哪些变化，哪些坚持，您有什么打算？作为读者，我们会有哪些新的期待？
    张立宪：我所做的工作不应该让我来评论，最后还是要让大家来评论。我只是想说，我们会在内容上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既做向后看的文章，也要做向前看的文章。我们检讨一下，我们向后看的文章做得多，向前看的文章看得少，当下的文章做得少，这可能和大家没有耐心来看当下有关系，没有作者，就是无米之炊。我们的视野要更开阔一些，不要是一个小圈子，做了一些努力，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开花结果，还是希望明年有一些耐心，我们一起来期待。
    柴  静：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一直在这里，尤其是一直站着的朋友，你们很辛苦。每年的今天对我来讲是一个小小的节日，因为平常在饭局上，我去年说过六哥有两句话，都是垃圾，都是浮云。基本上概括了人世的精华，像今天这样的交谈基本上一年一次。
    前两天我刚换工作，会碰到团队中的一些事情。就会有朋友说，怎么怎么修理他。六哥捏着酒杯对我说，不要修理任何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值得修理。出来之后，在冷风当中，我们都喝多了，他对我说，一个内心足够强大的人是不会抱怨和发牢骚的。我说我知道。
    张立宪：我们今天尽量避免心灵鸡汤。刚才提到了冰心家里的对联，我们用那个作为自己小小的准则，“海阔天高气象，风光霁月襟怀”，以此共勉。谢谢大家。明年见。
    柴  静：谢谢大家。

原文：http://www.bullock.cn/blogs/pigu6/archives/86651.aspx